（1）环境动荡性的影响

环境动荡性反映了外部环境变化的频率和程度。如果企业所处环境存在着频繁的变化，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管理者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将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将增大。此时，企业更有可能制定较为柔性的战略，便于及时调整战略行动从而适应动荡的环境，并快速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环境动荡性还会影响企业组建战略联盟的态度，包括对联盟的控制力度以及联盟时限的取向等。环境越动荡，比如顾客的需求多样性越大或政策的波动性越强，企业越倾向采用较低的正式控制，因为通过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联盟能够对市场和环境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有效缓冲较高的外部不确定性。同时，企业缔结联盟的时间跨度取向也会降低，因为短期灵活的合作方式和相对容易的退出机制更适合变化的环境。联盟生命周期相关的研究表明在动荡的环境中，联盟企业难以全面了解用以评估自身资源需求的相关信息，因此通常不会详细标定战略联盟的时限，从而保证最大的灵活性（Xia，2011）。Sahadev（2008）对供应链联盟的研究显示，动荡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联盟企业难以预计合作的未来收益，因此将有意降低目标的时限和投资长期关系的意愿，此时联盟企业更看重短期绩效的迅速提升而不太关注合作关系、氛围、组织文化等长期性的指标（Doz和Hamel，1998）。Sengupta和Perry（1997）研究发现，随着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增大，企业在选择联盟治理结构时，相比较股权式联盟更加偏好契约式联盟，因为后者更为灵活，能够更好地适应技术的变革。Oh等（1992）通过一系列仿真实验也证实了动荡的市场环境将降低联盟系统内部成员的团结。

从资源价值的角度来看，动态资源基础观认为环境的变化将降低企业寻租的能力，因此企业需要具备动态能力而非稳定的资源，才能应对动荡环境（Dierickx和Cool，1989）。比如，张新华等（2012）针对投资时点的随机性，考察投发电商投资时点与原材料碳价格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碳价波动性越大，发电商越可能延迟投资，如果碳价波动性足够大，甚至选择不投资。关系资本也可以看作一种资源，较高的关系资本投入使得企业被锁定在现有联盟的关系网中，缺乏流动性和灵活性，反而不利于其在动荡的环境中生存。已有的稳固联盟关系虽然能够提高合作效率，然而对其过于依赖则可能限制企业对于市场新机会的搜寻和把握，造成机会成本和组织惰性的增加。Goerzen（2007）甚至发现在技术革新速度较快的环境下，继续与以往的联盟伙伴合作反而不利于企业绩效；此外，关系资本过多会提高合作方之间信息的冗余程度，而冗余信息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价值，甚至可能会阻碍企业的创新（Lin等，2007），因此Larson（1992）将强关系视为合作的长期治理机制，而非应对变化的短期治理机制。Rowle等（2000）对比研究了钢铁和半导体行业中联盟企业的关系嵌入，发现在相对动荡的环境中，比如半导体行业，企业更加需要探索与获取外部新的机会，合作企业间较为松散的关系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关于新机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有利于绩效的提高。由于一般情况下企业对风险持规避态度，因此在动荡的环境下企业会降低联盟的关系嵌入，并抑制关系资本的投入，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　联盟企业关系资本随着环境动荡性的增大而减少。

（2）环境敌对性的影响(www.daowen.com)

较强的环境敌对性意味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此时，企业单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在残酷的竞争中存活，任何失误都可能被竞争对手赶超甚至吞并，因此在敌对的环境中企业单独经营的风险成本将提高。翁君奕（2002）探讨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的关系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当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不足以抗衡其他企业先进的技术时，将可能错过占领市场或者成为行业标准的机会，迫于这种压力，企业更急于与互补性技术的企业合作研发；反之，如果产业环境较为友好、竞争不激烈，企业对现有技术和产品怀有更强的信心，其联盟的动机也将不那么强烈。这表明，环境敌对性的加大将增强企业的联盟动机。这一结论在初创型企业战略选择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一项关于中国高新科技初创型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状态下，初创型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战略，在较为敌对的环境中，企业将更多地采用战略联盟的方式以降低外部威胁（Li，2001）。

来自竞争环境的压力不仅提高了企业的联盟动机，而且也鼓励其关系资本的投入。首先，从微观层面来看，竞争对个体关系资本的促进作用已经获得了一些实验和实证研究的支持。Nalbantian和Schotter（1997）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证明群体之间竞争的增强会提高群体内部个人的合作努力程度。Huck等（2012）研究也发现，外部竞争的加剧能够提高个体之间的信任程度。其次，从宏观层面来看，竞争环境下关系资本对联盟企业的作用更为显著，因为关系资本有助于合作伙伴之间保持更为可靠稳定的关系。大量的研究表明，战略联盟中关系资本投入对联盟的稳定性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Lee和Cavusgil（2006）通过对184家战略联盟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基于关系的治理模式比基于合约的治理模式更为有效、更加能够促进合作行为，并且增强联盟的稳定性。Morgan和Hunt（1994）发现关系资本中的信任维度能够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并降低合作冲突。此外，充分的沟通与必要的承诺也避免盟友采取观望态度，促进联盟伙伴之间资源的交换和整合。所以，较高的关系资本存量有助于企业结成稳固的联盟，并且降低联盟企业对于合作关系的监控成本，企业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共同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除了能够强化联盟内部的合作，关系资本还具有向外界传递信号的功能。企业之间频繁的交流和充分的信任与承诺向外界市场和消费者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基于坚实稳固的合作关系，联盟企业必将充分利用各自所长，整合各方资源，从而迅速提高生产和经营能力，获得1+1＞2的合作优势。借助于关系资本而获得的企业声誉不仅提升了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对竞争对手起到威慑的作用。比如，Lahiri和Kedia（2011）对印度IT行业供应链联盟研究发现，零售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对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增强消费者感知的公平公正、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加重复购买行为甚至产生更多的正面口碑。关系资本这两种信号效应都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提高。总之，比起敌对性较低的环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以交流沟通、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对企业而言更为重要（Fynes等，2005）。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　联盟企业关系资本随着环境敌对性的增大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