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介绍了联盟绩效的相关研究，其中提到隐性知识共享既是联盟成立的主要诉求之一，也是联盟绩效测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直观清晰地了解这一研究体系，接下来将单独对隐性知识共享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已经超越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Grant，1996），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甚至体现为能否建立具有优势的知识体系。然而，由于知识非线性扩张和协同效应的迅速增加，企业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发展其所需要的所有知识（Myers，1996）。知识基础理论（Knowledge-Based Theory）认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知识的获取（Fransson等，2011），学习其他企业的知识和技术是企业加入联盟的主要动机之一（Mody，1993）。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指隐含于个体经验和行为之中，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却难以用编码化方式明晰地表达出来的知识（Nonaka和Nishiguchi，2000）。正是这种独特性和难以模仿性，隐性知识相比显性知识更为宝贵，其共享也更加困难，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只能通过直接的接触获得（Chi等，1994）。通过战略联盟获取合作伙伴的隐性知识是一种重要的途径。Kale等人（2000）指出，从联盟企业学习的知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信息，二是专业知识，其中的专业知识就是指隐性的、复杂的、难以明确编码的知识，通常是人们累积的能够提高做事效率的实践技能。战略联盟在合作伙伴之间搭建了直接交流的平台，企业借此可以学习对方的关键技术、相关的信息等并将其内化，进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比如，丰田汽车的供应商通常会组建小范围的战略联盟，由五至七家供应商组成，进行隐性知识共享，并且共同致力于降低成本，从而充分开发每家供应商的创新能力（Rowley，Behrens和Krackhardt，2000）。Kogut（1988）甚至认为，企业建立联盟就是为了知识的共享，尤其是无法明确编码的隐性知识，从而提高竞争优势。(www.daowen.com)

大量研究对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Kogut（1988）从知识本身、发送方、接收方和共享环境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得出如下结论：接收方的吸收能力、共享双方的关系以及知识的模糊性三个因素对于知识共享具有重要作用。Thomas-Hunt等人（2003）认为知识的特点、共享双方的认知能力、组织环境以及激励因素影响着知识共享。Roberts（2000）研究发现：当合作双方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特性时，知识共享将更加成功。Zahra和George（2002）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对于知识共享的影响，他们将吸收能力归纳为四个方面：获取（acquisition），消化（assimilation），转化（transformation），应用（exploitation）。Nahapiet和Ghoshal（1998）则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用社会资本来理解组织的知识创造和知识共享，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个体之间的联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源泉，社会资本影响个体的行动，促进知识在个体之间的共享。Cummings和Teng（2003）通过对美国15个行业的1000个本土和国际R＆D联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联盟中隐性知识共享的几个关键影响因素：（1）联盟参与者知道知识存在的来源；（2）联盟的参与者具有较为相似的知识背景；（3）知识发送方和知识接收方的接触程度较高；（4）联盟的主体参与知识共享的表达交流过程，将有助于知识接收方更好地获得知识。Tsai（2001）分析了企业在联盟网络位置的重要性，指出占据着网络中心结点的联盟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得其他企业的知识，并且发现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从网络中心位置获得好处。Zhao和Anand（2009）认为隐性知识共享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当知识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中时，共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技能，而是根植于组织的集体知识，包括如何协调、分享、分配和重新整合个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