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埃利奥特的歧视模拟课可谓是彰显“具体”威力的绝好范例。但既然具体的力量如此强大，我们又怎么会那么容易陷入抽象呢？

原因很简单：专家和新手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抽象思维的能力。新任陪审员的心理往往受到律师个性、事实细节和法庭仪式等具体信息的影响，而法官则会把眼前的案子与过往的案件、法庭判例的抽象教训之间进行权衡比较。生物课的学生总是试图记住爬行动物是否为卵生，而生物课老师则在思考动物分类这样的宏观体系。

具体细节在新手眼中不过是具体细节，但在专家看来则是他们长年经验中习得模式和洞察力的象征符号。再者，由于专家有能力看到更高层次的内涵，自然想要在更高层次上讨论问题。专家想要讨论的是棋局战略，而不是国际象棋中的象只能斜着走的问题。

此刻这正是我们的罪魁祸首“知识的诅咒”闪亮登场之时。一位名叫贝丝·贝施基（Beth Bechky）的研究人员曾经考察过一家设计制造公司。［7］该公司负责研制一种专门生产硅片的复杂机器，为此公司需要两类技术人员：其一是能够创造杰出设计的工程师；其二是能够将抽象设计转变成复杂实体机器的娴熟制造人员。

公司若想成功的话，这两组人员必须实现顺畅融洽的沟通。实际情况可以想见，两者所操的语言不同，双方总是自说自话。工程师往往抽象思考，整天都在为画图和蓝图的事头痛；而制造团队则总在实物层面思考，整天都在摆弄机器。

“知识的诅咒”效果最突出之时，就是制造部门出了问题的时候。制造人员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时零件装不上去，有时供电不足。制造部门就会把问题反馈给工程师，而工程师则会立刻开始工作。准确地说，工程师会马上修改图纸。

举个例子，制造部门可能发现某个零件不能安装到机器上。当制造人员把零件拿给工程师看时，工程师就想拿出设计蓝图，在上面做些调整。换句话说，工程师本能地想要跳到更高层次的抽象层面上。(www.daowen.com)

贝施基发现，工程师最终把图纸改得“越来越复杂”，希望这种改进后的蓝图能让制造部门看得更明白。长此以往，蓝图就变得越来越抽象，双方越来越不容易沟通。

这些工程师的行为就好像美国游客去国外旅游，以为自己努力把英语讲得慢一些、大声一些，对方就能听得懂似的。他们其实就是中了“知识的诅咒”。他们已经想象不出非专家看着高度技术化的图纸会是何等感觉了。

制造部门的人心想：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到制造车间来告诉我这零件究竟该怎么装上去？而工程部门的人则在想：我该怎样才能把图纸画得更好？

相信很多不从事硅芯片制造机械的读者对这种沟通障碍也并不陌生。那么你该如何改正呢？双方是否都该更体谅对方的感受，各进一步，然后在中间地带碰头呢？其实不必如此。解决方法是让工程师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为何？正如贝施基所说，实体机器才是沟通上最有效也最相关的领域，双方都能完全理解实体机器。因此，问题必须在机器层面上得到解决。

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讲的是专家行话。我们开始遭受“知识的诅咒”，就像本书先前提到“击节者与听猜者”里的击节者。要把自己熟稔多年的东西用具体实际的方式说出来，可能让人感觉不自然。但只要我们愿意努力一试，一定会有回报：我们的听众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记得住。

这个故事的教训绝非要我们“屈尊就卑”，降低沟通的水准。制造人员遇到的问题很复杂，需要很聪明的解答才行。这故事的寓意其实是要找到一种“通用语言”——一种每个人都能流利上口的语言。不可避免的是，这种通用语言必然是“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