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分配到农科所以后，主要任务是秋收秋种，干部、工人一齐参加劳动，白天点钻棵蚕豆，收苞谷，晚上还要加班，用手工脱粒苞谷；接着收割水稻、种油菜、小麦，直到完成60亩大田的秋收秋种任务。那个时候还要发扬大跃进年代的精神，披星戴月，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累得直不起腰，晚上加班脱粒苞谷时，躺在床板上干活；有的人白天完不成点蚕豆的任务，却偷偷地把豆种倒在稻田里。当时的粮食定量还吃不饱肚子，但晚上加班时，每人可以得吃一碗面条来充饿。收种结束后，又转入小春加工管理，要挑大粪给油菜、小麦追肥……当时科技人员不分什么专业，也不承担课题任务，只有种田的任务。

1960年漾濞县的蚕豆锈病严重流行，地委领导指示，要农科所派人去防治，所长派我去漾濞县白羊村蹲点，抓蚕豆锈病的防治，随后又任命我为州农科所植保组组长，从此，开启了我的植物保护工作生涯！

1961年派我到大理县防治小麦腥黑穗病，我带领李德华同事到七里桥区蹲点，在区公所门前，亲自做了药物防治小麦黑穗病的田间试验；还背农药下队指导农民洗种，拌种，进行种子处理防病工作。

1962～1963年又派出科技人员深入大理、下关、洱源、剑川、鹤庆、祥云、巍山等县农村，指导农民用赛力散处理种子，控制小麦腥黑穗病的危害。通过试验，示范和广泛的宣传发动，仅用2～3年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小麦腥黑穗病的严重危害。打了一场旗开得胜的“淮海战役”。

1961年宾川县暴发蚕豆小叶病，导致全县8.4万亩蚕豆减产500多万公斤，单产从正常年的100多公斤，降到28.6公斤。大理地委书记郑刚指示，要州农科所派技术人员前往调研，所长指定我去，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又不能耽误时间，只有走路，正是饿饭的年代，所长到厨房里给我带上一包煮过的甜菜，以便路上充饥。我一个人走莫名小路赶到宾川。通过调研，初步诊断为蚕豆小叶病毒病，病害确诊后，便风尘仆仆地赶回下头，直奔地委汇报，一身狼狈相，被门卫挡住……

“种甜菜，解决吃糖难”：甜菜是仅次于甘蔗的糖料作物，主要在寒冷地区种植。大理以前没有种过甜菜，为解决每人只供应四两红糖的定量，郑刚书记要求州农科所试种甜菜，我们在试验场种出了甜菜，但解决不了制糖的问题，没有在面上推广，只好把甜菜当饭菜充饥。

“小球藻，煮盆蒸饭”：人民公社的大锅饭时代，公共食堂即将断饮，为防止水肿病，提倡公共食堂用小球藻液来煮盆蒸饭。要求州农科所要培养小球藻，还要起带头作用。

我参与此项工作，但我怀疑，小球藻能否防止水肿病？小球藻是用人粪尿培养的，培养液里有多少小球藻？有多少对人体有害的杂菌，无人去分析研究，我也不愿意带头去吃。

“低标准，瓜菜代”：是困难时期国家降低了城镇人口的粮食定量供应标准后，提倡用瓜菜来充饥的一个口号。地委要农科所派人调查，我带领吴从周等调查的结果是北三县山区以芜菁（土皮菜、枚金）产量最高，还可晒干解决淡季吃菜难；坝区在房前屋后种洋丝瓜，田边地角种南瓜、洋姜、芭蕉芋等高产作物，叶菜类以牛皮菜产量最高，这些瓜菜品种都是土生土长的，适应性广，产量高，在州内得到了广泛推广。

“1.7尺布票与一套亚麻衣服”：困难时期，每人每年只发1.7尺布票，刚好够补一条裤子的两个膝盖和一个屁股。为了应付这种困局，大理地委郑刚书记提出，发展亚麻种植业纺织业的主张。要求州农科所负责种植亚麻，还把省里下放大理州劳动的干部梁江（后来的云南省委副书记）调来下关成立亚麻厂，任厂长，负责亚麻纺织工作。并许愿给参加种植的人，每人发一套亚麻衣服。(www.daowen.com)

1960～1961年州农科所亚麻试验成功后，派出石国君等人到洱源县三营推广种植亚麻。亚麻在大理春秋冬播均可，选用华光一号品种，播种量7～10公斤，亩产麻秆200～350公斤，油籽30～40公斤，麻秆出纤维率30%左右。到1962年，全州推广亚麻5万多亩。把试种的亚麻，拿到亚麻厂进行脱胶，纺纱试验后，织出了亚麻布，对解决当时人民群众的穿衣困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参加试验的人员也奖励了一套亲手种出的亚麻衣服。

“工作队救救我们”：1960年2～7月，我参加大理地委检查团到永平、云龙工作，由共青团州委书记马品珍同志任组长，工作组到永平县后，安排在县委会小灶食堂开伙，当时因口蹄疫流行，封锁了畜产品流通，上调的生猪可留在县里处理，因而肉食供应较好，正是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已经断饮，老百姓只能吃糠咽野菜。我们到花桥检查时，发现社员们在院心里用手帮人掏大便，血淋淋的一幕，使我十分震惊！社员们在哭叫：“工作队救救我们！”我们只能向上反映，调点粮食临时解决一下，工作队救不了他们。把米糠、芭蕉根等当饭吃以后，无法消化，造成糠结，拉不出屎来，只能请人用人来掏。目不忍睹。米糠、芭蕉根是喂猪的饲料，明末旅行家徐霞客游永平金光寺时，路过稻田至厂街途中，见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执而问之，曰：芭蕉根也，以饷（喂）猪。峻上二里，果见芭蕉蔽崖，有掘而偃者，即挖根处也，其处树箐深窅，山高路僻……”证明永平花桥厂街一带自古有芭蕉树林，老百姓有挖芭蕉根喂猪的传统，现代却用来饷人。此后工作组又转到云龙的长新公社去改造落后，公共食堂同样用蚕豆叶和树胡子等山茅野菜充饥。水肿病人不断攀升，请示地委后派出医疗队到永平进行救治，当时医疗队的救命药主要是“糠乐凡”，只能起到给病人补充一点能量的作用。

“两代人的波萝水库”：老子改造落后时下马，儿子执政云龙时再上马。在“大跃进”中草率上马的云龙长新公社波萝水库（当时把云龙、永平两县合并为永平县），由于断粮，修水库的民工吃不饱饭，大量发生水肿病。这时工作组从永平转到云龙，工作组长马品珍同志已抽回地委机关，只留下我和陈发二人，我们和永平县的同志一起到云龙长新公社去检查工作。当时长新公社的党委书记是何金海同志，他们知道要派地委检查组来长新后，把参加修水库的水肿病人藏起来，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水肿病人后，把他们集中起来医治，病人向我们诉苦，叫他们饿着肚子干劳动只好去捡干部们吃过肉后丢掉的骨头来煮吃……当时就撤销了何金海的党委书记职务，把人抓起来交县上处理。水库正式下马。直到2002年前后，我儿子段林调任云龙县委书记后，向省政府提出功果桥、苗尾水电站和波萝水库等重点建设工程的列项申请，得到省政府的批准，波萝水库列入我省水利建设的重点工程后，再次上马，水库现已建成，正造福长新人民。

“人比汽车走得快”：1961年地委要农科所去总结洱源乔后区“高山头上掼斗响”的水稻种植经验，派我到洱源县和县委书记金思玉一起去乔后总结，进去时有书记陪同搭车不用我操心，他因事提前回县，我一人留下工作。返回时没有交通工具，我从乔后走到炼铁，吃过中饭后，在公路边等待搭路过拉盐巴的车回洱源，有一辆车经过，我求司机搭他的车回洱源，说了多少好话都不行，就是不搭我，饭店告诉我，今天不会再有车路过了，即便有车，也不一定搭人。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路，翻越罗坪雪山。首先是选择路线，我不打算走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山，这样既费时费力，搞不好过不了罗坪山。先在公路边瞄准了一条从山脚到山顶的直线准备攀登，其次是准备一点路上充饥的食物，因为我还背着一大包笨重的行李负重上山，可是在饭店里买不到食物，也没有粮票，我只好在公路边采摘一点成熟的豆金娘果带在身上，饿的时候边走边抓吃一把；边走边看，一直沿着选择的这条直线登山，快到山顶时，我身上的汗水已经把包行李的油布全部浸湿透了，我在路边坐下来休息，这时在炼铁山脚不搭我的那辆货车也才来到，司机伸出头来看我，他认出了我是那个不被他搭载的人后，表现出惊奇的神态，我也不理他，更不想去再求他搭车，我的表现不仅使司机惊奇，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人比汽车走得快”；“饿着肚子用野果充饥，背着行李，忍饥受累负重上山的毅力！不畏山高坡陡，在野兽出没的罗坪山上只身勇往直前，向上攀登的大无畏精神！”到山顶后，路遇马帮要往凤羽，我与他们同路下山，夜宿凤羽区政府。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又让我吃尽苦头，次日早起，从凤羽走路回洱源县城，出凤羽我还是觉得沿老路走不如电线杆直，于是不走正路，而沿电线杆直走，起初是顺田埂或穿过田间，确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感觉，后来越走越难走，电杆经过的地方起伏很大高高矮矮，沟沟坎坎，走起来要上上下下很吃力，遇着刺篱笆很难通过，要想返回老路，也回不去了，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真是吃够了苦头。来到洱源县城累得我在街边顺墙角一屁股坐下休息，买来一个大梨在街上狼吞虎咽，顾不了狼狈不堪的形象。

地委领导对所校合并非常重视，郑刚书记经常来所检查工作，有一个星期天，他来到农校，没有人去招呼他，他见到我后，要我去找校长、所长，我把他们找来后，他就生气骂他们为什么一个人都见不着，他们都低着头不敢出声，我在一旁为他们解危，我说，郑书记，今天是星期，你要让人家休息一下么！他听后也笑了起来，呀，原来是星期天，我忘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郑书记以往交代给州农科所的一些任务，多数由我去完成，有时下乡也叫我陪同去，我刚参加工作，还缺乏实践经验，知识面也不宽，他问的许多问题，我害怕回答不上或回答错了，而感到惶恐。我知道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书记，对县委书记们都有严格要求和严厉批评，大家都有点害怕他，但他对技术人员却表现得虚心和尊重，除了要我陪他下乡之外，有时在路上遇见，也会叫驾驶员停车，问我去那里可顺路搭他的车，当年大理州只有一辆伏尔加，是专门为书记配备的，别人不敢坐，我一个小技术员能够受到地委领导重视而感到骄傲，愿意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

“挖草煤，修道路”：我参加省委“四清”工作队期间，仍心系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通过调研发现海东下和村的湖塘内沉积了丰富的草煤资源。1957年我读大学时，在罗光新教授的指导下，组成课题组调查分析研究过云南的草煤，还在《西南农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把云南泥炭运用到农业上去》的论文。我开始宣传，施用草煤，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的好处，发动群众挖草煤进行冬春积肥运动，既节省了大量上山积肥劳力，又获得了农业丰收，群众十分满意。海东盛产雪梨，上市后都要用人挑到下关等地去卖，交通运输成了一大难题，如果从洱海边走（现在的环海东路）可节省很多路程，但是从水泥厂到石房子地段无法通行，“四清”工作组发动群众，投工投劳，自力更生修路，终于将阻隔的地段打通，行人可以通过，成为一条海东通往下关的人行小道，为当地的农产品运销节省了劳力。“四清”运动结束后，我回州农科所，农科所已由下关迁往凤仪，每逢街天，下和村的社员都来赶凤仪街卖雪梨等农产品，我一出街社员们硬要送给我雪梨等农产品还不肯收钱，以后逢街天我都不敢出去。

“一把锄头，一部毛选”办样板战天斗地：1965年州农科所从下关迁往凤仪后，要把征用的荒坡和田地，改造成梯地和条田。没有机械化的条件，靠一把锄头和农科所的职工是不行的，地委要求大理州的机关干部，响应省委号召带上“一把锄头，一部毛选”到农村去办样板田，也投入到改造农科所试验场的行列之中。还把部分下放干部安排到农科所试验场劳动，云龙县原县长杨具诊就安排到农科所饲养场来当“弼马温”。

保卫农科所：“文化大革命”期间，州农科所也深受其害。1967年冬一幢新建的仓库，夜间被坏人放火烧毁，损失上万元。试验田也常遭受有意放牧牛马危害。武斗升级后，“四人帮”挑动农民武装包围农科所，此前职工已基本疏散完毕，农科所的部分生活资料和华侨职工的私人财物，也转移出去，由我爱人租房代为保管，所里只留下我和严正纪等及饲养场的张昌厚少数几人。“1·18”上午，农科所门前菜园架起了机枪，周围被武装民兵包围，我们被押解去游凤仪街示众，我因人熟，爱人又落户西街当农民，才把我放回农科所，严正纪等人则遭吊打和刑讯逼供。我回所后，所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当时还有饲养场的几十匹马要照顾，试验田也不能荒芜，更重要的是前几年通过杂交育种，培育和引进的一批稻麦材料要保护好。后来的“凤麦13”系列和水稻“老三篇”等新品种，都是从这批材料中选育出来的。我虽然只是生产组的副组长，还是主动挑起保卫农科所的这副重担。首先，要学会开手扶拖拉机，到粮管所买马饲料，还要进行机耕、机耙作业；保存选育的品种材料等。我和我爱人在最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保卫了农科所。我于1968年调州革委工作，我爱人不久后也迁回老家江尾，所革委会为表彰我爱人的功劳，送给她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