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伯纳

不久前，一位老朋友来市里，我们在上西区见面，吃了一顿下午餐。崔尔比点了不加面包、加布里干酪的汉堡，我点了半只烤鸡加土豆泥。上菜很慢，但我们忙着叙旧，也就没有在意。

我的鸡肉上了以后，看起来不对劲，但我还是尝了一口。肉已经严重变质，我不得不吐在餐巾里，发现鸡肉恶心至极、令人作呕、腐烂变质了。我叫来了服务员，一位年纪轻轻、模样俊俏的红发女郎。她得体地做出了受惊的表情，然后将食物端走，拿回一张菜单。

经理出现了。她年纪比服务员大，留着长长的黑发，说话带法国口音。她道了歉，说厨师正在检查那道菜，想确定问题的根源是香草还是黄油。

我看都不是，我告诉她，我认为你们的鸡肉已经腐败变质了。我自己拿鸡肉做过不少菜，我说，我知道腐败变质的鸡肉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崔尔比表示同意：隔着桌子都能闻到那道菜的味儿了，很可能隔着整个餐厅也能闻到。

经理不愿意承认。鸡肉是他们当天上午才运来的，她说。这在我听来，就像说“不，某某某今天不可能杀人，因为他昨天没有杀人”一样答非所问。

经理离开了，5分钟后又回来了。你说的没错！她说。鸡肉确实坏掉了，厨师检查了鸡肉，发现肉变质了，会做抛弃处理。胜利了！但谁胜利了？经理再次致歉，问是否愿意接受一份免费的甜品或饮料。这个嘛，我说，先让我在你们的菜单上找点吃的，在尝过那只鸡后要看着不恶心才行。我点了胡萝卜生姜橘汤、炸薯条和清炒菠菜。

随后，我和崔尔比开吃了，虽然口中仍有变质鸡肉的味道，但用餐相当愉快。实际上，那种味道至今挥之不去。崔尔比在我们点餐之前喝了一杯酒，吃饭的时候又喝了一杯，是苏维翁白酒，我喝的是白水。服务员来收拾餐盘时，又问我们是否想要赠送的甜品。不要，我们说，只要咖啡。

我和崔尔比聊天的时候，我提到不久前，我采访过行为经济学鼻祖理查德·塞勒。他试图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我和塞勒在吃午餐的时候，考虑过做一项小实验——给服务员一大笔小费，目的可能是得到特殊照顾——但我们没能抽出时间。崔尔比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直在谈钱。我提到行为学派提出的“锚定效应”概念^[1]（二手车推销员对此尤其熟悉）：定价——打比方说——要比可赚取50%利润的价格高100%。

话题转向了买单时我们可以说什么。似乎有两个选择：“我们对免费甜品不感兴趣，不用了，但考虑到鸡肉的问题，我们想让你们为我们整顿饭免单。”这会将锚定效应定在账单的0百分比上。另一个选择：“我们对免费甜品不感兴趣，不用了，但考虑到鸡肉的问题，能否请你去问经理账单可以免掉多少钱。”这将锚定效应定在了账单的100%上。

恰在此时，服务员拿来了菜单，总价31.09美元。或许由于害羞，或许是因为仓促，或许——最有可能的是——不想露出穷酸相（一旦牵涉金钱，情况从来不会简单），我脱口说出了第二种选择：请看看经理“能将账单免掉多少钱”。服务员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已经免费送了两杯酒。对我来说，这赔偿尤其微不足道，因为喝酒的是崔尔比，仍然满口变质鸡肉味的却是我。但服务员仍然面带微笑，立即拿走账单去找经理。她很快走了过来，也面带微笑。(www.daowen.com)

“考虑到鸡肉的问题，”我说，“我想知道你能将账单免掉多少钱。”

“我们没有收您的酒钱。”她十分和善地说，仿佛她是一名外科医生，本以为她必须移除我的两颗肾，却发现，她只需移除一颗即可。

“这就是你们能提供给我的最高补偿了吗？”我说（仍然未能将锚定效应定在0%上）。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仍然面色和善。此时的她在算计，准备在金钱和心理两个方面赌一把，这种赌博人人每天都会做。她准备赌我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人。毕竟，在整个冲突中，我一直很和善，没有加大嗓门，甚至没有大喊呕吐或变质这种字眼，她显然认为这种行为会继续下去。她打赌我不会推倒椅子，大喊大叫，不会站在餐厅门外告诉潜在的顾客这里的鸡肉我差点吃吐了，整只鸡都腐败变质了，厨师要么是闻了出来却以为能蒙混过关，要么是没闻出来，工作心不在焉，谁知道下一顿饭会掺进什么东西——勺子、一截拇指、一团消毒剂。因此，她这样打赌之后，便说“是的”：所谓是的，即是说，这是她准备提供给我的最高补偿。

“好吧。”我说。

然后她便走开了。

我多给了5美元的小费，账单总价高达36.09美元——没有道理去惩罚可怜的服务员，对吧？我走出门外，送崔尔比上了出租车。经理打赌我不会惹事，她赌对了。

直到现在，各位要是愿意留心的话，这家餐厅名叫法式烘焙，位于曼哈顿区第85街与百老汇的东南角。

我上次核实的时候，烤鸡还在菜单上，祝你们好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