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伯纳

无论何时你观察一种政治体制，发现这种体制有所欠缺，你都会禁不住这样想：或许我们聘任了水平欠佳的从政人员，因为这一职位并未吸引到合适的人才。因此，若为从政人员大幅加薪，我们会吸引到水平更高的人。

这一观点并不受欢迎，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之一是，从政人员必须自己进行游说，请求加薪，而且这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尤其是在经济贫困的地区）。你能想象报纸的头版标题吗？

但这一想法仍然很有吸引力，不是吗？其思路是，提高民选及其他政府官员的薪酬，则会体现该职位的真实重要性，吸引原本可能进入其他高薪领域的合格人才，让从政人员得以将重心放在手头的工作上，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收入，从而少受金钱利益的影响。

已有国家在向政府官员支付高薪，如新加坡。以下摘自维基百科：

新加坡的部长级官员于2007年得到了60%的加薪，成为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从政人员。因此，总理李显龙的薪水飙升至310万新加坡元，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薪水仅为40万美元，约为李显龙的1/7。虽曾有民众在短期内抗议，称相较于所治理国家的规模，这一薪酬水平过高，但政府仍然立场坚定地宣称，为确保新加坡“世界级”政府的效率和廉洁状态得以持续，此次加薪势在必行。

新加坡虽在近期大幅削减了政客的薪酬，但其薪酬水平仍然相对较高。

是否有证据表明，为从政人员加薪确实可以提高执政水平？克劳迪奥·菲拉兹和弗雷德里克·费南的一篇研究论文称，这一点对巴西的市政府确实适用：

我们的主要发现表明，（支付）高薪增加了政治竞争，提高了立法者的水平。衡量标准为教育水平、过往职业类型和从政经验。除了这种正向选择之外，我们还发现工资也会影响从政人员的表现，这与担任价值更高的公职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

由费南、厄内斯托·达尔·波和马丁·罗西所写的另一篇发表较晚的论文发现，加薪之后，公务员的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次是在墨西哥的城市：

我们发现，以智商、性格以及对公共部门工作的倾向性衡量，高薪会吸引能力更高的应聘者，即我们未发现对动力产生逆向选择^[11]效应的迹象。高薪招聘也会提高接受率，表明劳动力供给弹性^[12]约为2且有一定程度的买方垄断力^[13]。在较差的城市，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较差的城市特征严重降低了接受率，但高薪有助于缩小招聘缺口。

我不想说为美国政府官员加薪一定可以改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但正如教师工资少于其他领域能力相当的人，这并非良策。同理，尽管在其他行业薪酬高得多，但仍指望会有数量充足的优秀从政人员与公务员填补职位空缺，这也并非良策。

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若从政人员在任期间的工作经事实证明确实有益于社会，我们则向其发放巨额现金奖励，以资鼓励，这样会有何结果？

政治的一大问题是，从政人员的诱因与选民的诱因通常并不吻合。选民希望从政人员解决见效时间长的难题痼疾：交通、医疗、教育、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事务等。而相比之下，从政人员却在强烈诱因的驱使下按照一己私利行事（谋求当选、筹集资金、巩固势力等），其多数回报都是短期的。因此，尽管我们对许多从政人员的行为方式恨之入骨，但他们仅仅是对体制摆在他们面前的诱因做出反应而已。

对政客的工作支付统一报酬，会鼓励他们以权谋私，做出或会违背集体利益之事。但如果我们废除这种制度，建立鼓励他们办事为公的诱因，情况会如何？

这一想法如何付诸实施？根据政客所提出的法案，向其提供相当于股票期权的回报。假如一名民选或委派官员为一个项目工作多年，而该项目最终在公共卫生、教育或交通领域产生了良好效果，到效果得到证实的5～10年后，我们便可向其开具一张巨额支票。对于下列选项，你会如何选择：无论美国教育部长的工作是否有成效，都向其支付200000美元的标准工资；还是等到10年后，如果其措施确实成功将美国的测试成绩提高了10%，再向他开一张500万美元的支票？

我向多名民选从政人员解释过这一想法，他们并不认为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或许至少只是跟我客气，谎称这并非异想天开。最近，我有机会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讨论了这一想法。他仔细地听完了——自始至终一直在点头微笑，其专心致志的程度简直难以置信，这怂恿我滔滔不绝、不厌其详。最后，他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www.daowen.com)

“想法很妙，史蒂芬，”他说，“祝你好运，见鬼去吧！”

他转身走开，仍然面带笑容。我此生还没有哪次被一口回绝后，感觉却如此良好。我想这就是成为一名伟大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吧。

【注释】

[1]华盛顿特区狙击手事件，即2002年10月发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以及弗吉尼亚州的连续杀人事件，为期3个星期。在华盛顿都会区至弗吉尼亚州境内的95号州际公路范围内，共有10人惨遭杀害，并且有3人受伤。后经调查，凶手为约翰·艾伦·穆罕默德及李·博伊德·马尔沃。——译者注

[2]爱尔兰共和军是反对英国政府的武装组织，长时间通过暴力活动实现政治诉求，故被许多国家视为恐怖组织。——译者注

[3]加里·贝克尔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研究微观经济理论而著称，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4]《全美通缉令》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以真人秀的方式报道美国的要案，已于2011年停播。——译者注

[5]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工业巨头，曾经的美国首富，也是美国著名的慈善家，曾捐资在美国国内外兴建3000多座图书馆。——译者注

[6]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主张自由资本主义闻名。——译者注

[7]“至善”，即商业咨询公司TGG集团，该集团由列维特联合创办。——译者注

[8]阿罗不可能定理，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提出，指不可能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个人偏好通过多数票规则转换为社会偏好。——译者注

[9]帕累托最优，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提出，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设有固定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分配状态，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出现帕累托改善的状态。换言之，即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译者注

[10]张晶晶名字为音译。——译者注

[11]逆向选择，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译者注

[12]供给弹性，指供给量相对价格变化做出的反应程度。供给的价格弹性系数=供给量变动的百分比/价格变动的百分比。——译者注

[13]市场势力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卖方垄断力和买方垄断力。买方垄断力是指消费者影响产品价格的能力，即消费者具有的市场势力。——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