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特

就在我们的博客交由《纽约时报》运营的第一天，我写了一篇帖子，侮辱邮件因此纷至沓来，数量之多达到了堕胎与犯罪率理论首次公布后的近十年间之最。发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拿不准我究竟是白痴，是卖国贼，还是二者皆是。姑且让我再献丑一次。

很多气愤的回复让我不禁思索：普通美国人究竟以为恐怖分子每天在忙活什么？我猜想，他们在为恐怖活动阴谋集思广益。而你必须相信恐怖分子都是彻头彻尾的白痴，才会以为华盛顿特区狙击手射击事件后，他们从没有想到或许狙击手这一计策未尝不可。

关键在于，恐怖分子可用的简单计策几乎数不胜数。距离上次在美国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六年之久。这一点表明，要么恐怖分子都是酒囊饭袋，要么其目标或许其实并非制造恐慌。（另一无关因素是执法机构与政府的预防恐怖主义措施，这一点会在后文再行探讨。）

我收到的很多愤怒邮件要求我写一篇帖子，解释如何阻止恐怖分子。答案显而易见，却令人失望：假如恐怖分子想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低端恐怖活动，我们会无能为力。

目前的伊拉克便是这种情况，以色列与之处境相同，但程度较轻。不久前的爱尔兰共和军^[2]多多少少也情况类似。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与英国人和以色列人的经历相同，若是面对这种情形，美国人也将学会逆来顺受。就人命损失而言，相比于机动车撞车事故、心脏病发、蓄意杀人、自杀等其他死因，这种低端恐怖活动造成的实际损失相对较小，因为恐慌才是其所造成的真正损失。

但正如通胀失控国家的人会相对较快地学会逆来顺受一样，恐怖主义也会遇到相同情形。在以色列，乘公交遭到袭击而死的实际风险非常低——而且正如加里·贝克尔^[3]和尤纳·鲁宾斯坦所示，经常在以色列乘公交的人不会对炸弹威胁有太大反应。同理，以色列公交司机也不享有工资补贴。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还可以采取几项有前瞻性的措施。如果威胁来自国外，那我们可以仔细排查入境的危险分子，这一点也显而易见。或许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严密跟踪入境后的潜在危险分子。例如，若有人持学生签证入境，却没有入学，此人便应处于严密监控之下。(www.daowen.com)

另一种选择是英国人采取的措施：在各处安装摄像头。这严重背离了美国精神，所以很可能永远不会在美国推行。我也并不确定这笔投资是否划算，但最近的英国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这些摄像头至少可在事发之后用于识别凶手。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罗伯特·佩普所做的研究表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征兆是某个群体的领土遭到了占领。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军占领伊拉克想必并不利于减少恐怖主义，虽然这或许满足了其他目的。

不过归根结底，我发现我们目前面对恐怖主义的形势，有两种可能的解读方式。

一种观点是，我们目前没有因恐怖分子而遭到重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反恐措施卓有成效。

另一种是，恐怖袭击风险并不高，而我们对打击恐怖主义——或者至少是虚张声势——的投入严重超支。对多数政府官员来说，在制止恐怖主义方面，促使他们装腔作势的压力要远大于实际行动。若是有架飞机被肩扛导弹击落，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无可指责，但若是一管牙膏炸弹炸毁了一架飞机，他便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尽管牙膏炸弹的威胁性很可能小得多，但我们却为了防范它大费周章。

同理，若有恐怖袭击发生，中央情报局的某个职员不会陷入麻烦。只有没写过详细分析此类袭击概率报告的人才会有麻烦，而报告的跟进工作是别人的职责，而别人从未跟进过，因为这种报告写了太多。

我猜想，第二种情况——恐怖主义威胁并不大——可能性更大。细想一下，这倒不失为一种乐观的世界观。但这样我很可能还是逃不掉白痴、卖国贼，或二者皆是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