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大规模的公共资金合作项目自然需要合作伙伴考虑他们创造了哪些价值的问题。诚然，如果官方支持的能源转型范式偏向低碳思维模式的话（即使低碳发展的权重不能大于经济发展，那么至少与纯经济发展思维模式同等重要），那么支持绿色能源转型的关键利益方不把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发展看作重要的公共价值这种假设就不符合逻辑^[37]。

然而，与国际政策合作相关的公共价值是一个未能充分研究的课题，只有极少数受访者承认在这方面有过积极的思考。尽管如此，笔者在采访时仍然坚持询问他们的看法。因此，本节研究的是受访者的直接看法，而不是预定义概念或衡量合作活动创造的公共价值的指标。

中丹合作的最大的、最终的价值在于为中国二氧化碳减排作出贡献。一位中方专家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每个人，我们必须关注公共利益。”另一位中方专家指出：

我们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清洁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丹麦方面获得新想法，可以在中国进行试验，可以看到它们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找到解决方法，这对我个人来说也很有价值。

合作带来的另一个基本公共价值是，能够基于共同利益，以及如何实现总体目标来确定共同立场和彼此间达成协议的能力。

对中国而言，合作带来的最直接的公共价值是政策学习相关的。一位丹麦专家指出，中国同事一直渴望学习丹麦的经验，获取相关信息，然后在自己的政策机制里汇总、分析、消化。中国专家一直认为这样使中国获益匪浅。

推动能源转型议程前进的新想法和工作方式也是重要的公共价值要素。例如，将区域供热与可再生能源结合的想法在中国尚属陌生，这种做法就具有可观的公共环境和经济价值。电网公司在向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和关键责任也是重要的经验。(www.daowen.com)

对于整个能源系统更广泛整合的想法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做可以帮助中国避免每个子系统（如石油、天然气或风能）在没有统一协调的情况下各自逐利。另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认识到中国的能源行业必须且有能力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并且以此为原则规划发展。

中丹合作也可以使中国地方政府受益。据一位丹麦专家回忆，一位中国投资者请他帮助铜川市市长寻找投资项目潜在融资渠道的信息。此外，他还帮市长计算，如果他们遵循丹麦的能源规划方法，可以完成多大程度的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减排。最终计算出来的减排数字是他们原先连想都不敢想的。

在丹麦方面，丹麦能源署从2011年开始与中国进行国际合作。后来，丹麦能源署意识到这样的国际咨询工作可以帮助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之后，丹麦能源署在全球范围内都开展了类似在中国的工作，希望能以此为全球能源转型作出贡献。这些项目讲述了许多关于丹麦参与拯救地球国际行动的故事，这些也被视为重要的公共价值。

与中国合作的成本效益是丹麦方面的一项关键要求。一位丹麦外交官曾说，政府间合作是恰到好处的，这一点对于其背后的丹麦纳税人来说十分重要。一位丹麦高级经理深信，丹麦政府决定通过外交部来为此类型合作出资，是因为丹麦作为一个小国已经证明通过双边行动和《巴黎协定》的多边谈判轨道同步，可以获得政策学习经验和解决方案。

丹麦能源署还帮助中国在国际上传播自身经验。例如，中国应邀参加2018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向大会介绍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和弹性发电实现降低弃风的经验，这些工作也是中丹合作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还在2017年波恩的缔约国会议上介绍了它们的情景研究工作。此举展示了中国的智囊机构提出渐进式的“2℃以下”情景，给许多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代表团还表示希望能够学习中国的经验。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合作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只是输入型工作。中国政府现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在国际组织及其项目间的合作，将中国变成可以向全球提供能源转型方案的一方（DOC20）。这或许也会在中国创造一种新型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