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恩·德尔曼／著^[1]　杨宇／译

中国的领导层正在监督国家的能源系统绿色转型，希望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为了推动能源转型，迫切需要不断制定并调整新的指导政策及监管框架，才能推动绿色技术、复杂的改革方案及相关机构的发展。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及能源政策参与者负起责任，选择与国际伙伴合作。它们将丹麦视为学习最佳实践的目标。通过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丹麦逐渐成为中国在能源政治方面优先选择的战略政策对话者之一。本章探讨了国际政策学习及政策转化在中国能源政策设计中的作用。本章阐述的分析模型指导政策转化工作的分析，该政策模型将政策转化视为务实、互动、自我调整适应并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协作过程。该过程还结合多种工具，将外国能源政策内容转化为中国的能源政治。

自2008年中国和丹麦两国政府签署高层《全面战略伙伴协议》以来，丹麦已成为中国优先选择的战略能源政策对话者之一。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型和协作型的双边关系，主要内容为特定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能源合作是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组合中的比重，为中国的长期能源转型作出贡献，从而帮助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且使全球气温到2100年时增长保持在2℃以下。

2017年，丹麦驻国际能源署的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的负责人指出，对能源转型的需求反映了全球清洁能源的新现实：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正处于转型的中心位置^[2]。但是，根据丹麦能源署的说法：

尽管中国已承诺执行《巴黎协定》，但在制定符合全球2℃升温的目标上仍然面临挑战。电力行业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领域，制造业排名第二。这是由于企业在工业过程中高度依赖煤炭进行发电、产生蒸汽及热能。^[3](www.daowen.com)

气候行动追踪组织的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及采取的行动仍不足以将升温限制在2℃以下的标准，更不用说1.5℃了。”^[4]这种批评说明，中国需要更快地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领导人也承认有必要学习国际经验。

本章以中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为例，探讨中国能源领域的政策参与者学习国际政策经验并将其转化为国家能源政策的目的及工作方法。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认为，基于丹麦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部署经验基础上展开的中丹合作是研究中国政策转化的典型案例，因为丹麦一直以来应邀处理关键和棘手的能源政策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中国能源转型中的关键时刻。

首先，本章将从几个方面讨论政策转化的关键理论。然后，将以一个分析模型来研究功能性政策转化落地的实践做法。随后的分析会讨论对中丹合作中两国主要政策参与者的采访，以及在访谈中获得的文献信息。分析内容的第一部分将建立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与丹麦参与中国能源政策进程之间的联系。

接下来，本章将研究推动中丹合作的各种政策转化的公式方法。之后，将探讨合作是否对中国的能源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合作伙伴如何通过政策转化应对政策变化的阻力，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中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公共价值。在最后的结论中，作者将阐述这种类型的协作性政策学习和政策转化具有的代表性，即基于共享战略意识形态概念之上的“科学的充分性”。这种方法在创建协作框架、选择相关的政策转化工具，以及制定可以解决困难并本地化的协作性政策方面具有灵活性。报告还表明，在这种合作中，创造公共价值是至关重要的，但作为“科学的充分性”的一部分，并没有被公开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