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绿色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公私部门和社会各界之间的有效合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丹麦一直保持在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下就能源和环境政策问题制定协议的传统。政治稳定对于确保长期投资和制定长期目标至关重要。在针对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挑战设计应对解决方案时，公私合作已被证明是一种极为成功的模式。这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在制定丹麦的绿色转型政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允许政府在行业的支持下制定法规和计划，确保政策成功实施。

长期规划、框架立法和广泛接受的政治协议这三方面相辅相成，是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要素。实现2050年目标，丹麦需要在未来几年进行能源政策上的真正转变。现如今，水和能源效率的概念已经在丹麦有广泛的接受度，如何在可再生能源基础上充分发挥电气化的潜力，促进国际能源系统一体化，创造高效、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都需要被充分考虑。丹麦将绿色转型视为对未来经济增长、市场机会和就业机会增长的机遇。

奥胡斯、桑德堡和哥本哈根共同被视为中国绿色城市发展的相关丹麦样板。奥胡斯市政府领导对于绿色和可持续转型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2030年奥胡斯将实现零碳。桑德堡也有相应的野心，将在2029年实现零碳。两个城市为实现目标都已经启动一系列举措。桑德堡的项目由2007年成立的公共-私人公司零碳项目公司（Project Zero）承担^[29]。奥胡斯和桑德堡都非常重视促进商业关系，但两位市长都强调创造公共价值的重要性，包括维持福利社会，在全球推广这些城市，它们是提供以公私合作为基础且实用的国际绿色解决方案的供应商^[30]。

在风电发展中，公私合作同样功不可没。丹麦风电发展的制度设计中独特的一点是基于社区和合作社的组织运营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丹麦风电发展早期，技术的开发（如叶片）和风电站的建设，有很多是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而完成的，并非像美国那样是由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大型高技术企业来开发技术。因而基于个人兴趣和小企业家的投资促成丹麦风电发展大都与当地投资者（主要是合作者及农场主）拥有的独特组织运营模式有关。基于社会公司型的制度结构，使得丹麦风电的发展必须依靠基层组织运营和政府的积极协调才能获得良好发展。而丹麦政府在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变化，转向以市场导向为原则的制度安排，则阻断了行动者在原有制度结构下的行动，因而未能获得成功^[31]。

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绿色大型项目时，要融合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有效促进领先企业、投资人和公共组织在绿色经济增长中取长补短，更高效地实现公益目标。这种合作形式广泛存在于国家和地区的大型绿色项目中，丹麦南部松德堡地区的“松德堡市零碳项目规划”便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公私合作典型案例。

丹麦松德堡市在21世纪初诞生了一个名为“南丹麦未来智囊团”的类智库组织。该组织由政府部门、企业界和能源供应公司等80多方共同组成，获得包括松德堡市政府和丹佛斯集团、丹麦国家能源公司等知名企业在内的五大基金的支持。组织成立后，行动活跃，积极出谋划策，于2007年6月24日推出“松德堡市零碳项目规划”，计划在2029年前将拥有750年历史的老城转变为零碳城。该项目由公共领域的市政和私人领域的公司进行商业合作，资金流向完全透明。2010年，“松德堡市零碳项目规划”获得欧盟委员会颁发的“最佳可持续性能源奖”，松德堡市因此被纳入克林顿全球气候友好发展计划的18个合作伙伴城市之一。

在低碳社区的建设中，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和普通民众通力合作。低碳社区作为丹麦低碳城市发展的典型缩影，从减少碳排放、构筑低碳生活的目标出发，努力发挥地方政府、社区组织与普通民众在节能实践中的先锋作用，并且逐渐加深三者的沟通与合作。在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努力中，大多数丹麦低碳社区均为低碳化节能示范性项目，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www.daowen.com)

丹麦日德兰半岛居民自主设计、创建低碳社区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日德兰半岛的贝德（Beder）镇竣工于1980年的太阳风社区，是全世界最早构想并实现低碳发展的社区之一，更是当地居民百分之百参与低碳建设的硕果。该社区完全由本地30户居民自发组织、建设和维护，共同探讨、商议低碳构想，自始至终投入社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全过程，从设计方案的审批到募集资金，再到具体建造和日常管理维护等，均有居民的心血和努力。民众不仅主导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还邀请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施工队共同讨论，解决具体问题，这是丹麦民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典型案例。

公私合作一直在延续，丹麦政府也认识到其重要性，并且对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予以肯定。2019年11月，丹麦政府与13个企业形成气候伙伴关系，这13个合作伙伴涵盖丹麦所有企业类型。首相办公室发布的通讯稿中提到：“丹麦商界在绿色转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气候伙伴关系，政府希望与商界密切合作，为解决气候挑战作出贡献。”^[32]

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我们必须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对于我们独特的、强大的丹麦社会模式，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为实现政府宏伟的气候目标作出贡献。我认为，不同立场的各方如果有意愿合作，是可以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的。这是企业和组织每天都在展示的公共精神，他们对自己所在的领域负责。我对我们提出的13个气候伙伴关系感到高兴和自豪，每一个伙伴关系都有强大且能干的商界领袖领导。我们可以一起向世界表明，丹麦是绿色的、有竞争力的、团结的。”^[33]为确保解决方案的实施，由多位部长、13个气候伙伴关系的主席及工会代表和其他专家参与的绿色商业论坛成立，以便追踪气候伙伴关系路线图和建议的实施情况。

实际上，在气候问题上，企业比政府走得更快。丹麦首相和她的三位部长在一篇政府专题文章中提到，丹麦商界正在深入参与解决气候问题。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丹麦设定更高的气候目标，即到2030年减排70%，绿色转型已经在各个工作场所全面展开。沃旭能源、维斯塔斯、格兰富、丹佛斯、威卢克斯和更多丹麦公司正在向全球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丹麦的公司和雇员需要一个有野心的政府予以它们支持。政府必须在绿色技术上有更多的投入，并且证明无论是在应对气候挑战方面，还是在自然保护方面，伙伴关系都是最佳解决方案。首相和部长们的言论显示了政府对于企业在绿色转型中所作出的贡献的肯定，同时也表明对于公私合作这一方式的高度认可。

吸引私人投资，也是公私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2019年6月，新一届丹麦政府上任，把清洁能源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此外，政府成立新的绿色转型委员会，同时聚焦绿色转型工作。政策要得到实施，政府必须和私人部门合作，要大规模吸引私人投资进行绿色转型才能够实现目标。因此，需要与对投资友好的、稳定的、有助于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私人部门合作。丹麦养老金基金等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投资，现在已经投入一千亿资金，投资海上风能。在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丹麦养老基金宣布它们在2030年之前投资700亿人民币，投资绿色能源的转型^[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