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政治秩序的三个主要方面是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6]。国家是指中央集权且有等级分明的组织体系，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合法的垄断武力，国家应该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即不受制于家族、恩惠等私人关系的限制。法治是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社会中的普遍共识，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包括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如果统治者能够修改法律以利己，即使这条法律对社会中其他人一视同仁，法治便已不复存在。法治通常需要独立自主的司法机构，不受行政部门的干涉。负责制政府指政府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而非狭隘的自身利益，负责制既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但是不受约束的专制统治者即使关心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永远如此。在不同政体中，这三类制度可以彼此独立，也可以有各种组合。但是，只有使得三大制度处于某种平衡状态，才是好的政体。

福山将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问题形容为“如何达到丹麦”。这里的“丹麦”是个理想国家的代表，它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不过，制度的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其实，很多发达国家的居民，甚至丹麦人本身都不知道丹麦是如何“达到丹麦”的。“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既漫长又痛苦，以致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罹患了历史健忘症。”^[7]即使到1500年，丹麦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还看不出将会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欧洲国家有何不同。如果将今日的丹麦一直追溯到当初定居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8]，你会发现他们除了不骑马，驾长艇远行，很难想象这一掠夺部落如何将自己从来自罗马帝国之后定居欧洲的日耳曼野蛮人中彻底区分出来。丹麦的君主政体具有很古老的血统，从13世纪起变得相对软弱。国王被迫签署宪章，允诺向贵族议会征求咨询，向教会提供特权。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丹麦的经济仍以农业为基础。丹麦地处波罗的海的入口，邻近汉萨同盟的港口城市，使国际贸易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卡尔马联盟（Kalmar Union）在15世纪中期曾短暂地统一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联盟解散后，丹麦仍是相当重要的多民族政权，控制挪威、冰岛、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以及现在的瑞典西部省份。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促使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走上独特发展道路，那就是宗教改革。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思想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催化了大众对天主教会的长期不满。在丹麦，短暂内战导致新教徒的胜利，以及1536年路德派丹麦国教的建立^[9]。促成这个结果的，既有道德因素，也有物质因素，丹麦国王视之为攫取教会资产的良机。当时，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大约占有丹麦土地的30%。宗教改革在丹麦的持久政治影响是鼓励农民脱盲。路德教会坚信，普通老百姓要与上帝沟通，需要阅读圣经，或至少要读路德教的简易问答集。16世纪，路德教会在丹麦每一座村庄设立学校，让教士向农民传授基本的读写技能。18世纪，丹麦农民已成为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日益组织起来的社会阶层^[10]。在16世纪的丹麦，促进社会动员的是宗教。脱盲允许农民改善经济条件，还帮助他们互相交流，并且作为政治行动者组织起来。1760—1792年，丹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革命。开明君主开始逐渐废除农奴制，先在皇家领地，再扩展到所有地主，并且限制地主处罚下人的权力。农民仍然没有选举权，但可以拥有土地，并且能从商。(www.daowen.com)

丹麦学者马特·延森（Mette Frisk Jensen）认为，丹麦通过近350多年的时间才逐步建立起防止腐败的政治制度。自1660年丹麦建立绝对君主专制以来，为巩固规则而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一直是丹麦国家建设进程的组成部分。1660—1849年，现有体制框架不断改进，以法治为基础的行政文化得以建立，使得腐败最小化。君主专制国家的建立是通过建立强大而全面的国家等级制度来确保的，最高级别的国王决心保障法治并对臣民施以仁政。国王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路德教会的世俗领袖，基于路德教会的价值观和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得到加强。这些因素与1660年后建立的韦伯式官僚机构相结合，有助于遏制丹麦国家行政管理中的腐败。这可能在建立丹麦目前的高水平政府和全球地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打击腐败方面表现最佳^[11]。

综上所述，丹麦文化从总体上受到欧洲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虽然丹麦人有源自维京时代的古老传统，但是基督教文化在今天的影响显然要比维京传统大得多。不过，丹麦基于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格局并不是必然的，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北欧国家间的争霸战争、丹麦内部农民和贵族的斗争，都造成今天丹麦的局面，而在当时，这些变化的结局都未必确定是美好的。尽管如此，在关键时刻，丹麦人总是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且君主、贵族、教会在丹麦的历史中都没有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丹麦能够“到达丹麦”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可能任何单一因素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基督教新教带来的平民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