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治理中，小多边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可以对既有的制度化程度高的多边合作机制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不同的国家群体，如欧洲联盟、伞形集团、小岛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G77）、基础四国（BASIC）、金砖国家（BRICS）等，对全球的环境正义发挥了重要的利益表达和意见汇聚作用。这种群体化现象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更加显著。在这个背景下，丹麦的绿色外交也显现出富有弹性的小多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的特征。

2010年12月，丹麦联同韩国发起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推动绿色经济作为重要的全球发展议程。这一倡议在2011年5月正式发布，于当年10月11—12日举办首届论坛，作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全球性的公私合作机制。联合国秘书长、经合组织秘书长、埃塞俄比亚总理、肯尼亚总理，以及12位部长级官员、5位联合国官员、50位全球公司领袖、社会组织与专家代表参与论坛。2012年，中国加入全球绿色增长论坛。世界银行在2012年的论坛上发布了重要报告《包容性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之路》，强调绿色增长是必要的、高效的和可负担的，敦促各国在经济增长政策中加强绿色意识^[6]。该论坛成为丹麦绿色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

2017年，丹麦主导推出全球绿色目标伙伴2030（Partnering for Green Growth and Global Goals 2030，简称P4G）的国际倡议。P4G的发起国除了丹麦，还包括越南、韩国、智利、墨西哥、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旨在加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和《巴黎协定》。丹麦为这个倡议提供五年的资助（2018—2022），共达3 300万美元，荷兰也在2019年为此注入570万美元的资助。P4G总部和秘书处设于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院，合作伙伴包括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成员国、全球绿色增长研究院、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世界经济论坛^[7]等。与全球绿色增长论坛类似，P4G集合商业部门、政府、公民社会，通过公私合作机制来探讨五个基本领域的解决方案：食品与农业、水、能源、城市发展和循环经济。P4G的资助旨在通过启动、扩展和促进三类伙伴关系的建构，解决资金与项目落地之间的落差。

首届P4G峰会于2018年11月28—29日在丹麦召开，此后则由合作伙伴隔年轮值举办。在首届峰会的欢迎致辞中，丹麦时任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实干派……我们必须创造我们想要的可持续的未来，必须加速出台能够被推广与复制的具体方案。这正是P4G峰会的使命所在。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我们的目标在于把面临的挑战转化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机会。通过把新的行动者纳入合作，丹麦将分享我们的绿色发展经验，包括风能和垃圾发电，并且向合作伙伴请益。本次峰会标志着我们向可持续的未来迈出了集体行动的第一步。”^[8]这表现了丹麦通过小多边机制和对话来开展绿色外交的务实主义姿态。

从P4G倡议可以看出丹麦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和商业主义之特征。丹麦人相信，市场导向、商业方案能够为绿色转型带来必要的激励机制。如果技术方案不能商业化，那么绿色转型便难以落地，难免沦为空谈。同时，要创新组织形式，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来为商业化进行催化。在P4G的经营者看来，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市场机会，“全球的商业力量催生可持续经济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对于企业部门的盈利、更大范围的繁荣和这个地球的长远发展都是重要的”。P4G援引的一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了它商业化的立场。该报告预估：“到2030年，环境治理与绿色经济可以带来至少26兆美元的经济收益，包括6 500万新的就业岗位，可以使70万人免于空气污染致死，以及通过补助和碳排放定价带来的2.8兆的政府税收收入。”^[9]总之，作为一个小多边机制，P4G把全球范围内的绿色转型视为一个市场机遇和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的共创过程，它既表达了环境正义和环境责任，也为丹麦的企业拓展了国际市场。

除了P4G之外，2018年6月，丹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会联合丹麦养老基金PensionDanmark、PKA公司等发起可持续发展投资基金，筹集41亿丹麦克朗（目标为50亿丹麦克朗），也是一个鲜明的、商业化的小多边倡议。该基金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个公私合作倡议，该基金的愿景是：“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2030年全球的民生改善提供了雄伟的议程。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私人部门增加投入，推动食品生产、可持续能源、水供应、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生产。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有鉴于此，丹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会和丹麦六大养老基金创建可持续发展投资基金，以帮助商业和私人部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同时，我们的投资也有助于拓展丹麦科技市场，保证投资回报。”

在2019年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中，迈向一个绿色与可持续的未来成为首要目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调：(www.daowen.com)

我们不仅在经历气候变化危机，而且面临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环境与自然的危机……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应对这些巨大挑战，我们要重申其重要性……这不仅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在财务上也是可问责的。在丹麦，我们得益于富有远见的企业与高质量的工人，他们已经准备好承担风险、开辟前路，但是这也要求我们提供政治意志。全球的绿色转型市场将持续增长。为了使温度增长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国际社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在未来11年内预计需要90万亿丹麦克朗。对于丹麦企业部门而言，这意味着一个不容错失的巨大商机。丹麦应该成为一个绿色创业主义的国家。^[10]

政府倡导、市场导向和社会参与，这种行动模式不仅体现在多边和小多边关系上，而且为北欧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契约进程注入了新的重要动力。北欧国家对环境问题有十分坚定的共享立场和经验，这促成了非同寻常的区域性合作，构成了丹麦绿色外交的另一个机制化的平台。

从比较视野观之，北欧地区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宜居城市建设等领域都做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实践探索。1972年6月，瑞典承办了联合国首次关于环境保护的人类环境大会（斯德哥尔摩大会），展现了北欧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性。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丹麦率先做出可再生能源的战略规划，此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对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议题做了优先性的政策部署，推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大脱钩”。根据欧盟的生态创新指数，在2010—2018年，包括丹麦在内的北欧国家都稳居领跑者之列^[11]。

北欧区域合作源远流长，它得益于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纽带和集体意识、国家之间的分工，也深受国际秩序变动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刺激。1952年，议会间协调机制北欧理事会成立，在1962年签署了《北欧合作协定》。该协定确定了北欧理事会的性质、结构、工作程序和活动范围。五国约定在立法、文化、社会和经济政策领域开展合作。1971年，政府间协调机制北欧部长理事会成立。北欧理事会和北欧部长理事会通过交叉性的代表与共识性的议事机制，在文化、科教、劳动力的流动、农渔业等相关领域提出共同倡议，协商解决方案，为北欧国家的更广泛深入的区域合作奠定制度基础。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围绕文化、教育、福利、公民权利、生态环境、经济贸易等问题，五国共同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整合性的研究基础设施和知识平台。其中一类具有智库性质，围绕政策问题组织开展研究。富有活力的机构包括：（1）位于挪威奥斯陆的北欧创新中心，协调北欧的经济贸易、能源和区域政策；（2）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北欧空间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区域规划、发展和治理研究；（3）位于瑞典的北欧福利中心，负责北欧的社会契约与福利制度。这些机构的共同点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应用性的政策研究，推动北欧内部的知识联动。

北欧区域合作的亮点之一是，把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作为北欧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强调公共和集体性，也强调社会各阶层的平等性和社会参与。1998年11月，北欧五国的首相共同发布《可持续发展的北欧地区》的宣言，把可持续发展列入政治议程，并且责成相关部门进行政策规划和协调，提交了题为《可持续发展：北欧国家的新姿态》的行动策略。2015年10月，北欧部长理事会提出六个“北欧方案应对全球挑战”的倡议，包括三大主题——绿色发展、性别影响、食物及社会福利，并且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作为六个旗舰项目之一^[12]。这些系统的政策规划和倡议是区域合作活力与成果的呈现，展示出北欧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勾勒出未来北欧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