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外交的观察家普遍认为，随着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冷战”后的丹麦外交出现了一种积极主义的势头：强化对后苏联时代巴尔干地区的外交联系和人道主义介入，并且在北约框架内加强对阿富汗及中东地区的军事作业，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冷战”期间形成的跨大西洋战略依附。丹麦国防政策的基石是成为北约的一个核心同盟力量。为了应对国际上的挑战，2018—2023年的国防支出将持续增长，2023年的提议增额将达到48亿丹麦克朗^[2]。

在这种硬性的安全与军事作业之外，丹麦外交还有一项重要的柔性内容：通过积极发展援助和绿色议程设置，丹麦深度参与超越其地缘政治范围的地区事务之中。辅之以丹麦标志性的风电机、乐高玩具、安徒生童话故事等，这些柔性元素帮助丹麦在国际舞台上建构了积极的形象。其中，发展援助是一个基本的外交工具。1981年，联合国第一届最不发达国家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净交付额应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15%^[3]。通过丹麦国际发展署，丹麦积极规划和实施发展援助，年度发展援助支出达到国民总收入的0.7%的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滞缓，包括移民难民问题的纠结，加之右翼民粹主义的折冲，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有所下降，但是丹麦仍稳居慷慨的发展援助捐助国之列。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构成了丹麦外交的一个传统重点领域，晚近的对外发展援助尤其侧重在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总体来看，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丹麦的基本策略是努力搭载国际多边机制，通过联合国、欧盟等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绿色发展的强音。丹麦外交部发布的《2017—2018年外交与安全政策》强调：“政府相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强大的多边组织十分重要，因为其集体决策可以合法地约束强国的行为。如今，欧盟，北约、联合国、WTO这样的多边机制都面临压力，这使得发展国际共识、应对国际挑战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护和强化国际合作及这类多边组织。”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充分体现了这种多边主义的外交思维。举办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也许是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丹麦试图塑造，甚至领导气候变化的治理规范和过程，取得了曲折的进展。

2006年年初，丹麦环境部（现丹麦环境和食品部前身）时任部长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gaard）向丹麦政府提交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考虑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有可能在《京都议定书》之后达成另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协定，丹麦应该争取成为本次气候大会的主办国。然而，时任首相、自由党人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自2001年上任以来，就大幅弱化社会民主党推动的环境政策，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和成本效益分析工具来进行绿色议程的决策。在擅长跨党派协调和政治平衡的康妮·赫泽高的施策之下，丹麦的气候决策保持它的发展动能，结合自由党人的信念，越发强调市场和商业化的机制。同时，在拉斯穆森主政期间，丹麦深陷由于《日德兰邮报》穆罕默德漫画事件发酵带来的外交气旋之中。因此，主办这场气候大会，展示丹麦作为一个小国家在气候与环境多边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也是转移这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糟糕的政治危机的政治策略。

通过外交游说，丹麦在2007年成功地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的主办国。核心理据是：“丹麦具有丰富的共识建设能力，同时，丹麦环境保护全球领袖的地位，使得它能够成为达成一个新的全球协定的合法的、中立的平台。”2009年12月7日，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汇聚在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与会者多达四万人。这场气候大会在国际社会中关注度超乎寻常，其进程一波三折，希望与失望并存。经过历时12天的谈判，一份附有反对国家名单脚注的《哥本哈根协议》被提出。在谈判过程中，各国的立场分歧十分明显：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包括加拿大、澳洲和日本），在《哥本哈根协议》文本（草案）及一些重要条款上各执己见。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基础四国”提出“北京文本”，成为《哥本哈根协议》的重要基础。欧洲国家则事先炮制出“丹麦文本”，核心是为缔约方设定“双50”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应在1990年排放量的基数上削减50%。三大阵营在谈判过程中各不相让，谈判进程中硝烟弥漫。

《哥本哈根协议》没有达到国际社会期待的目标。不过，它第一次量化了长期气候目标，即将全球气温增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发展中国家在透明度方面做出让步，发达国家在资金方面有所承诺。大会的规模之大和层级之高，加上全球媒体现场直播，使得公众加深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自这次气候大会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直面气候变化问题，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幕得以拉开。会议结束之初，欧盟对会议本身及《哥本哈根协议》表示了巨大的失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对会议的评价趋向积极。欧盟委员会2010年3月9日出台的一份战略文件和欧盟环境部长会议2010年3月15日通过的文件，都承认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认为《哥本哈根协议》朝着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迈出了一步。

尽管政治和外交争执层出不穷，会议组织乱象横生，但对于丹麦而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是它历史上主办的最大规模的多边国际会议，也是它绿色外交的一个里程碑和重大实践。丹麦积极展现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大国的形象。为此，丹麦倾注了巨大的外交和组织资源，甚至在2007年大选之后组建新的气候和能源部，以更好地协调和准备大会的路线图。2008年，丹麦发起“气候外交”攻势，创新对话机制，广泛征询主要国家及国际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智库等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推高舆论关注和政治期待，以便为2009年的谈判奠定基础。通过这次大会，丹麦试图超越传统的承办国的印象，发挥更加积极的领袖和主导作用。(www.daowen.com)

举办气候大会是丹麦在国际多边机制中设立环境规范、建构国际形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丹麦还侧重在欧盟层面积极参与绿色议程的谈判。

丹麦在1973年1月1日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支持者。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康妮·赫泽高在2010年1月出任欧盟的气候变化专员。她代表欧盟与关键的国际伙伴进行磋商，在诸如绿色技术、规范等领域探索与工业化国家合作的机会，在可能会对气候变化的争论产生影响的问题上，及时识别与新兴国家的共同利益。她坚持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有条件地升至30%的欧盟立场，以期提振信心，赢回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权。2012年，丹麦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此为契机，赫泽高与她的丹麦同事紧密合作，将绿色能源问题列入优先考虑议程，做不遗余力的政治推动。

在欧盟方面，随着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认知的变化，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欧盟也日益以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1972年的巴黎峰会上，欧共体成员国政府首脑首次建议在环境保护方面制订一个行动计划。1973年，欧共体理事会通过“欧共体第一个环境行动规划”。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把“有关环境的可持续增长”视为欧共体的基本任务。1999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指出，“环境保护要求必须纳入共同体政策之中”，环境保护成为欧共体的基本原则。2019年12月，在欧盟领导人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主导下，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新政》。这个政策文件呼吁通过合作，将气候和环境挑战转化为所有政策领域里的机遇，以此作为新的增长战略，并且设定2030年碳排放降低50%—55%，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

丹麦在倡导绿色规范方面走在欧盟及发达国家前列，并且积聚了足够的政治意愿、社会支持和市场经验。根据经合组织2016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相比，在迈向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征途中，丹麦站在一个非常平衡和领先的起跑点上：丹麦在2016年就已经实现总目标下169个分解目标中的26个。丹麦能源、公共事业和气候部2018年发布的《绿色转型报告》指出，2017年丹麦的碳排放总量达到历史新低，可再生能源（生物、风电、太阳能等）的利用率已经达到30%，2020年预计达到42%，到2030年将超过50%。丹麦在欧盟和国际多边承诺中交出了闪亮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是掌握领导力的前提之一。该报告同时指出，丹麦在如下领域对欧盟的绿色转型倡议具有特别显著的影响力：（1）改革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基石，是应对气候变化、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工具，也是世界首个主要的、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分担欧盟2030气候目标；（3）以北欧为范例推动欧盟电力市场自由化；（4）设置改进的能源标签体系；（5）推高欧盟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2030目标定位；（6）主持欧盟基础设施论坛；（7）主持2018—2019年的北海能源合作。

2019年6月25日，赢得大选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三个政党（丹麦自由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红绿联盟）达成协议。在《丹麦的公正方向》文件中，各政党同意为丹麦的重新起航规划七个大目标，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我们必须领导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协议明确指出，“丹麦必须显著提升其气候、环境与自然政策的雄心，并且在绿色转型中发挥国际领导力”。绿色转型愿景被列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优先于社会福利计划和减贫、分权、教育改革等议程。新政府承诺，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减碳目标，加大2030年的碳排放减幅水平，从1990年的40%加码至惊人的70%（这远远领先于欧盟绿色新政设定的目标）。新政府也将通过立法等方式限制碳排放，改善气候环境。除此之外，还有对塑料制品进一步征税、增加植树面积等方面的政策。新政府任命具有丰富的气候外交经验的托马斯·安克尔·克里斯腾森（Tomas Anker Christensen）作为气候大使。丹麦外交部长杰普·科福德（Jeppe Kofod）在一次声明中指出：“环境是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我们正在任命气候大使，从而强化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气候变化议程中的地位。我们努力让欧盟成为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联盟。”^[4]

欧盟绿色新政强调的诸多运行机制，包括创新组织形式、市场机制、公私合作、研究和教育、公众参与，在丹麦都已经十分成熟。丹麦的企业界对欧盟绿色新政表示出积极的回应。丹麦企业联合会的安德斯·拉迪福吉德（Anders Ladefoged）强调：“丹麦在气候环境治理中怀有远大抱负，不过我们不能凭一己之力而战斗。对我们来说，与欧盟合作来创造一个更为绿色的世界，这是极其重要的。”他指出：“除了绿色能源，我们还要注重循环经济、水处理技术的使用。在这些方面，丹麦的企业是非常有竞争力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