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数字化试验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丹麦首度引入电子数据库和电子档案来取代当时用于民事登记与存储市民主要信息的最主要的技术设备“打卡系统”。实际上，在50—70年代，丹麦的公共行政部门引进了很多标准化的大型中央系统，用于管理与市民工资和税务等有关的大量数据。当时丹麦的这一举措与其他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相类似，反映了处理更大数据量的需求，也是一种对于不断增长的公共部门复杂性的回应。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丹麦的公共部门开始引进新的数字技术。这一方面与当时丹麦国内技术创新、降低生产与制造成本的需求相关，另一方面因为丹麦公民当时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电子通信。公共部门的数字化开始从“后台”向“前台”进发。在这个时期，数字技术渐渐从丹麦国家内部的管理工具，变成丹麦国家与市民关系中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把数字化看作一种释放信息、增强民主、促进政府透明化、改善弱势公民机会的关键手段。(www.daowen.com)

在数字化的早期活动中，政策制定者一方面受到欧盟方针的影响与启发，另一方面强调丹麦社会的数字化需要基于“丹麦价值”。对于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福利国家的逻辑不应因为社会向数字化转型而受到危害。正如1999年发布的国家政策《数字丹麦》中所说：“数字丹麦指的是丹麦在网络社会中成为一个领先的IT国家的同时，保有福利社会的最佳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丹麦开展了各种数字化试验，并且信任各个公共机构设计面向市民的系统的能力。这种以市民为导向的数字化工作重心使得丹麦在这一阶段的政策选择以“宣传与对话”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