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奉行积极的能源与环境政策成为丹麦的一项国内政治议程。通过探索，丹麦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工具和技术方案，完成了举世瞩目的绿色转型。同时，作为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先驱，丹麦向面临相似挑战、拥有相似目标的国家分享经验，帮助实现全球性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成为丹麦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发展多层次的绿色伙伴关系成为丹麦外交的重要内容。

随着“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丹麦外交出现了一种积极主义的势头。丹麦国防政策的基石是成为北约的一个“核心同盟力量”。除了“硬性”的安全与军事作业之外，丹麦外交还有一项重要的“柔性”内容。其中，发展援助是基本的外交工具。通过丹麦国际发展署，丹麦积极规划和实施发展援助，年度发展援助支出达到国民总收入0.7%的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

总体上来看，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和机遇，丹麦的基本策略是努力搭载国际多边机制，发出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强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是丹麦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塑造环境规范、建构国际形象的一部分，丹麦为此发动了广泛的“气候外交”，扩大其影响力。除此之外，丹麦还重视在欧盟层面积极参与绿色议程的谈判，并且在其中扮演积极的政策倡导者的角色。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2016年的研究报告，在迈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征途中，丹麦站在一个非常平衡和先进的起跑点上，并且在如下领域对欧盟的绿色转型倡议具有特别显著的影响力：（1）改革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该体系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基石，是应对气候变化、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工具，也是全球首个主要的、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分担欧盟2030年气候目标；（3）以北欧为范例推动欧盟电力市场自由化；（4）设置改进的能源标签体系；（5）推高欧盟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2030年的目标定位；（6）主持欧盟基础设施论坛；（7）主持2018—2019年的北海能源合作。

2019年6月25日，赢得大选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三个政党（丹麦自由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与红绿联盟）达成协议。在这份名为《丹麦的公正方向》的政策文件中，各政党同意为丹麦的重新起航规划七大目标，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我们必须领导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协议明确指出，“丹麦必须显著提升其气候、环境与自然政策的雄心，并且在绿色转型中发挥国际领导力”。绿色转型愿景被列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优先于社会福利计划，以及减贫、分权、教育改革等议程。新政府承诺，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减碳目标，加大2030年的碳排放减幅水平，从1990年的40%加码至惊人的70%，这远远领先于欧盟绿色新政设定的目标。

在全球治理中，小多边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可以对既有的制度化程度高的多边合作机制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在全球气候政治和环境治理问题上，丹麦显现出富有弹性的小多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的特征。

2010年12月，丹麦联同韩国发起全球绿色增长峰会，推动绿色经济成为重要的全球发展议程。这一倡议在2011年5月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0月11—12日召开首届峰会，作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全球性的公私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丹麦在2017年主导提出全球绿色目标伙伴2030（Partnering for Green Growth and Global Goals 2030，简称P4G）的国际倡议。P4G旨在加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和《巴黎协定》。丹麦计划为这个倡议提供五年资助（2018—2022），共3 300万美元。与全球绿色增长峰会类似，这个项目集合商业部门、政府、公民，通过公私合作机制来探讨五个基本领域的解决方案，包括食品与农业、水、能源、城市发展和循环经济。

政府倡导、市场导向和社会参与，这种行动模式不仅体现在多边和小多边关系上，而且为北欧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契约”进程注入了新的重要动力。

北欧区域合作的亮点之一，是把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作为北欧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强调公共和集体性，又强调社会各阶层的平等性和社会参与。2015年10月，北欧部长理事会提出“北欧方案应对全球挑战”的倡议，并且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作为六个旗舰项目之一。这些系统的政策规划与倡议是区域合作活力和成果的呈现，展现出北欧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勾勒出未来北欧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及发展方向。

双边关系是国家互动的基本形式，双边关系的建构和变迁过程是国家之间交往方式与联系模式不断变化的写照。丹麦在绿色外交格局中，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侧重通过双边的务实合作和政策转移，有效地对接和把握这些经济体转型发展释放出来的市场机遇。(www.daowen.com)

中丹关系堪称双边务实合作的典范。2017年，双方共同发表《中丹联合工作方案（2017—2020）》。方案融合中国“十三五”规划和丹麦发展战略，涵盖两国现有各个合作领域和机制。其中，“共建绿色和可持续的文明社会”涉及十分广泛的合作内容。

丹麦在双边关系中建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具有鲜明的政策转移的特征。政策转移是一个政治环境中的（或过去或将来）关于政策、行政安排、制度和思想的知识被用于另一个政治环境中政策、行政安排、制度和思想的发展的过程。1989年，中国的第一个风力发电厂就是在丹麦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中丹的风电发展项目致力于提升和加强风电项目的标准与法规，同时促进风能使用的规划。在2009—2014年，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加强了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上的能力。

丹麦在双边关系中建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还体现在两条相互关联的路径上：公私合作和地方合作。尤其是地方合作，已经成为丹麦双边绿色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丹麦国内分权治理和中国地方对外交往的延伸。中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中丹在地方层面的绿色发展合作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中丹两国共同倡导的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为政策转移和互利合作提供了一个观念平台。首届中丹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于2016年12月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丹麦的15位市长与400名两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代表，围绕“聚焦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增长”主题展开充分的交流和讨论。两国商业和地方政府合作伙伴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2018年11月，第二届中丹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在丹麦奥胡斯举行，围绕可持续城市和地区、可持续农业与食品、城市水资源和污水处理、健康和养老四个主题进行讨论，两国共有250名政府、企业与机构代表出席。实践证明，中丹两国的地方合作为中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体现了丹麦在全球范围内与大国携手合作、推动绿色转型的能力。

丹麦堪称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的规范倡导者，努力经营多边、小多边和双边关系，积极掌握国际规范的话语权和制定权，同时为国内绿色科技发展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

如何理解丹麦在国际舞台上这一非同寻常的领跑者地位呢？丹麦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就当然得益于多方面因素，包括教育、产学研的跨部门合作等。值得强调的是，丹麦近代历史上形成的一些重要的发展规范，深刻塑造了其当代绿色外交的行为模式。

简而言之，丹麦近代国家建构的结果对其产业选择、经济发展和国际定位提供了关键的遗产：在国际上失利，在国内却收获社会团结，演化出一种灵活的治理能力，既体现合作主义的互助、团结原则，也坚持个人权利与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观念。这种合作自由主义模式既是一种混合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又是一种商业运作方式；既有自由主义的特征，强调个体权利和开放性的知识分享，又有团结互助的传统，强调政府与公司、公民的合作。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国家对社会与经济部门的协调和治理能力，并且为合作自由主义传统注入新的内涵。在这个阶段，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得到蓬勃发展。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体制下，普遍性的公民权利、社会平等，以及基于妥协、联盟的政治文化，都使得这类国家能够更好地协同环境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

从历史经验中演化出来的权力结构与规范，塑造了丹麦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也是理解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绿色转型及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务实伙伴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在很大程度上，丹麦的绿色转型与市场导向的国际合作，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治理能力滋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