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西葡大航海的本质。
15世纪的欧洲,同时存在着四种思潮,一是圣经思潮,一是先哲和科学思潮,一是《马可·波罗游记》激发出来的探险思潮,一是求财思潮。这四种思潮交织在一起,常常纠缠在一个人身上,弄不清究竟是哪种思潮在起主导作用。
人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求财思潮上,认为给西方世界找到一条通向东方的不用高额纳税的运输自由之路,是大航海家们的主要动力,这种看法貌似合理,很有市场。
不错,直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糖,极少数贵族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品尝昂贵的甜食。他们尚未见过茶叶和咖啡,也不知道柠檬可以调味。今天比比皆是的土豆、番茄、玉米,很多年以后才被他们引进。欧洲饮食难以想象的乏味,即使君王和贵族们的餐品也不例外。他们发现在单调简陋的菜肴上撒一点点印度作料,比如辣椒、姜、桂皮,舌尖便会产生独特而愉悦的新奇刺激,于是他们的味觉神经越来越贪婪地渴望这些刺激。他们的餐桌再也无法离开这些东西,甚至喝葡萄酒也要放辣椒粉,喝啤酒要放姜。与其说这样味美,不如说这样做更能显示富有和尊贵。
那时候,天主教教会也离不开东方舶来品了。欧洲教堂林立,在那些终日烟雾缭绕的香炉中,没有任何一颗微粒产自欧洲,它们全部是经过无比漫长的陆路、海路从阿拉伯世界运来的。而欧洲女人也越来越需要来自阿拉伯的玫瑰油、麝香和龙涎香,越来越喜爱中国丝绸和印度布,越来越渴求印度的天蓝钻石和斯里兰卡的雪白珍珠。那些药剂师对来自印度的鸦片、樟脑、树胶推崇备至,因为任何药剂,只要瓷瓶上没有“阿拉伯”或“印度”的蓝色字标,病人就会觉得毫无疗效。
从900年开始,阿拉伯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足、最先进的地区,他们不仅最擅长航海,物产最丰富,而且最会控制商路。欧洲属于第三世界,只有领地,没有国家,没有纸和印刷术,没几个人识字。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是一帮狂热的欧洲文盲以“夺回耶路撒冷”为口号对阿拉伯世界实施的大抢劫。在抢劫中,他们发现了有一种物质叫糖,有一种机构叫图书馆,他们甚至惊讶地抢到阿拉伯版本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伟大的希腊文明早已在欧洲失传,后来是从这些阿拉伯语文献中失而复得。在军事上,欧洲人也不行,除了第一次东征,阿拉伯人因为措手不及,致使耶路撒冷被血洗,而其余八次,全以惨败告终。许多东征贵族不愿回到贫穷落后的欧洲,埃及君主萨拉丁(An-Nasir Salah ad-Din)允许他们留在阿拉伯,而且信仰自由。
那以后,埃及的奴隶王朝和叙利亚控制了东西商路,它们不容许任何基督教商船穿越红海。所有东方贸易,只能通过阿拉伯商人,在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以高额垄断价格,批售给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而在欧洲,拼命追求东方时尚造成那些紧俏商品不但十分昂贵,而且不断涨价。可在地球另一面,印度西海岸的胡椒、安汶岛上的鸡舌香、班达岛上的肉豆蔻、蒂多雷岛上的肉桂,一直在自由生长,遍地都是,根本不算是稀世珍宝。(www.daowen.com)
于是欧洲人对威尼斯侧目而视,对埃及和叙利亚万分仇视、等到土耳其攻占伊斯坦布尔,灭了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便彻底断绝了欧洲人去东方的陆路。当一部分人不断大发横财,而另一部分人却没捞到实惠,他们就会另寻他路,于是欧洲很自然地萌发出探寻其他通往东方之路的梦想。
不过,在确信大航海的物欲动因时,人们很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大家都说,土耳其占领伊斯坦布尔,关闭了东西贸易通道,促使葡萄牙最早产生了经非洲打开水上通道的强大动力。可问题是,伊斯坦布尔是1453年陷落的,而葡萄牙早在1418年就拉开了大航海的帷幕。第二,每一条海船都会有许多人惨死,上船就意味着可能牺牲,仅仅为了物质利益——而且还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些贵族和海员会前赴后继而大义赴死吗?
答案非常简单,那是狂热的宗教信仰的力量,他们要推广传播天主教,要穆斯林和犹太人改信上帝,彻底消灭异教徒。必须抛弃后世干扰我们的纷杂信息,静下来,全身心回到那个年代,才会理解这一点。那个时代,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许多词汇都有着狭窄而特殊的含义。比如“文明”,它是专指笃信天主教后达成的社会成果,否则就是野蛮。比如“发现”,在15至16世纪的欧洲人心中,它的意思是使所有民族并入基督社会,这个特殊含义便是哥伦布的核心思想。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心怀上帝,但欺骗、抢劫、杀戮穆斯林和土著的时候却像是十足的强盗。因为他们认为不信基督的野蛮人,原本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世间万物,只有信仰会让人疯狂,让人不怕死,而且认为死得其所。这便是圣经思潮,它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求财思潮。
在上述两种思潮的基础上,是《马可·波罗游记》和科学思潮带来的求知欲。欧洲人不断在问:整个地球都有人居住吗?南部世界的海水是沸腾的吗?有一只眼一只脚带尾巴的人吗?欧洲西海岸离亚洲东海岸到底有多远?赤道的长度是多少?他们太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从这个侧面可以理解郑和为什么不在大航海序列,他的国家什么都有,他没有求财的迫切愿望,他的信仰并不狂热,根本不想强加于人,他不大关注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的使命是让世界关注中国。
结果也恰好相反,中国在郑和远航后逐渐衰落,欧洲却在大航海时代强力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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