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工业化发展，但主要是以城市工业化发展为重心的，农村工业化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和被抑制的状态，农村工业化发展进程极其缓慢。其根源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工农业生产分工，再加上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国政府又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极大地抑制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导致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自1952—1978年，国家就从农业部门抽吸了大约6078亿元的资金以支持国家工业化发展，其中5100亿元为价格剪刀差形式，978亿元为税收形式。二是政府对农业投入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农业基建的财政拨款占比持续下降，而工业基建拨款占财政基建支出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一五” 期间竟高达90%，^[22]致使农村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的窘境，农村工业化发展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

缓慢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再加上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牢牢地将广大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就地城市化进程缓慢，异地城市化渠道受阻，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政策。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广，大大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产量连年迅速提高，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初始资本积累。其次，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破除了人们对私营经济的偏见，使农民能放心大胆地开办各种形式的企业，促进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再次，价格制度的改革使更具制度灵活性的乡镇企业如虎添翼，乡镇企业的发展进入全面振兴阶段。最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乡镇企业法》等法规的出台以及外商投资于乡镇企业，使中国农村工业化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并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等典型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www.daowen.com)

农村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使中国亿万农民开始了“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开始逐渐减弱，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充分说明，如果不彻底清除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无法在城乡之间实现优化配置，农村工业化(就地城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流，而必须依赖城市工业化(异地城市化)来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