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不仅要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而且要尽快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城市化动力的转型，即从主要依靠工业化动力推动城市化转向通过“四化”协调发展和产城融合发展等新动力推动城市化；二是城市化发展方向的转型，即从偏重土地城市化转向重视人的城市化；三是城市化路径的转型，即从单纯发展异地城市化或就地城市化转向人口异地转移与就地城市化并重；四是城市化发展目标的转型，即从数量增长型城市化转向质量提高型城市化；五是城市化发展方式的转型，即从粗放式高物耗型城市化转向集约低碳绿色城市化；六是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型，即从政府主导型城市化转向市场主导型城市化。^[49]因此，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推进

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彼此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从“四化”相互之间的作用机理来看，工业化创造供给，是这个有机整体的动力和核心；城市化创造需求，是有机整体的载体和引擎，对其他“三化”起着带动作用；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基础和保障，起着支撑作用；作为途径和抓手的信息化能有力地推进其他“三化”的发展，起着加速器作用^[50](见图8-1)。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为何又提出要实现“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学技术等经过70多年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着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比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扩大、工农和城乡也还没有实现信息化等，要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工业化与城市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而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信息化成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突出表现。第二，发达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时还未曾遇到信息化问题，而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时就面临着信息化问题，既要解决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问题，也要解决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问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必须妥善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信息化与城市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以及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图8-1　“四化”协调发展关系图

资料来源:聂振邦，胡恒洋，邱天朝.大力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协调发展.全球化，2014(7).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看，过去我国过度强调工业化的动力作用，忽视了城市化对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忽视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作用，长期实行“以农补工、以乡促城”的政策，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穷、农民收入低、农业落后的“三农”问题。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必须彻底扭转“以农补工、以乡促城”的做法，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这样才能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看，信息化并不是对工业化的取代，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信息化的不断深化和广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融合和协调发展，从而带动工业化向纵深发展。

从信息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看，信息化与城市化是相互促进的。信息化能极大地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增强城市的集聚功能。同时，城市化为信息化提供了平台和载体，城市化的推进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

从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看，信息化能迅速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一方面，信息化可以大大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现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促使计算机、微电子、通信、遥感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资源的配置、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的完善等领域，促进农业自动化、信息化和高效化，充分发挥信息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助推器作用。另一方面，信息化可以大大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激发农民的信息消费欲望，增强农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提升农民生活消费的现代化水平。

最后，从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看，一方面，发展农业现代化为推进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农业的发展所释放的劳动力、土地、剩余农产品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市场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农业人口非农化和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拓展了市场需求空间。二是与工业化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由强转弱不同，城市化发展能持续扩大总需求，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持续的强劲拉力。^[51]

综上，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工业化是动力，信息化是途径，城市化是载体，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它们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因此，要顺利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必须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

2.人口非农化、农地非农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土地节约高效利用

城市化过程既是一个农业人口自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农业用地不断转变为工商业用地和城镇用地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化过程是人口非农化过程和农地非农化过程的统一。但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这两个过程可能不一致或者不协调。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人口非农化滞后于农地非农化就是两者非协调发展的典型。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大量农地被转变成为城镇用地和工商业用地，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并没有相应地实现非农就业和成为市民，导致出现大量的“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与我国出现的人口非农化滞后于农地非农化的情况不同，巴西等拉美国家则出现人口非农化过速、过快，而农村土地又高度集中于大地产主手中，结果导致大量农民盲目涌入城市，造成“过度城市化”，以致许多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

所以，我国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实现人口非农化、农地非农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尽量少占地，提高土地(特别是城市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保护农民的利益，防止出现更多的“三无农民”，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52]

3.城乡差别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

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城市剥削农村、城乡差别扩大、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的现象，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以及大面积的贫民窟等现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存在城市剥削农村、城乡发展失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固化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摒弃了城市偏向政策，但城乡差别依然较大，进入21世纪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城乡居民发展环境差距依然十分突出，有些差距甚至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53]因此，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必须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54]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在城乡建设规划上实行城乡统筹，摒弃以往的城乡二元化规划思路，做到城乡规划相互衔接和配套，以规划引领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加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的步伐，使城乡居民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方面能享受基本同等的待遇，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第二，要实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夯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现阶段要加快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公共资源和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基本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第三，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城乡建设用地获得平等土地权利，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此外，要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进城能力。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越来越富裕，农村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农业才能逐步迈向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四，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在农业产业支持、农民收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4.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同时推进

集中型城市化和分散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两种基本形式。集中型城市化是城市化初中级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化形式。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前期阶段，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镇聚集。大规模的人口和土地、资金、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又促进了人口和产业的进一步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大城市吸纳人口和产业的能力得到充分展示，其规模不断扩大，吸引力和辐射力也不断增强，大城市的经济贡献率逐步提高。世行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GDP排名世界前30位城市的产出约为世界总产出的16%，前100位城市的产出占了近25%。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城市的产出占本国GDP的比例则更高，例如，2005年，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仅占国土面积的0.1%，但其产出贡献率达30%；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面积占0.2%，产出贡献率也高达30%；匈牙利、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最大城市都以其不到1%的面积贡献了约为20%的本国GDP。^[55]在集中型城市化阶段，不仅大城市不断增长，中小城市也竞相增长，有些中小城市甚至成长为大城市。当城市化进入中期和后期的时候，人口向城镇聚集的速度开始减缓，一些大城市的人口甚至向郊区或中小城市(镇)扩散，这标志着分散型城市化阶段的到来。^[56]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集中型的城市化。因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和人口还在持续、大规模地集中，城市数目在增加，规模在不断扩大，大城市也在不断增多。也就是说，“集中化”仍是中国目前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另一方面，我国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时，又面临信息化浪潮，而信息化时期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分散化”，或者说城市化与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同时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集中型城市化阶段，但也有一些较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已经出现了居民向郊区和附近小城镇迁移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事业发展迅猛，使居民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远距离地分离成为可能。这种分散型城市化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所谓“郊区化”(suburbanization)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导致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市的居民区发展迅速。尽管“郊区化”还不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主流，但在我国，以一些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带)”或“城市群”正在快速发展。因此，笔者认为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同时推进，将是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对集中型城市化和分散型城市化不能有“非黑即白” 式的片面认识，而应辩证地解读。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也体现出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同时推进的特征。具体来说，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各城市群就具有集中型发展特征；黔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表现出分散型发展特征；北部湾城市群的发展则兼有集中型和分散型并行发展的特征。所以，集中型城市化和分散型城市化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交替出现。比如，京津冀城市群2009年后才由集中型发展向分散型发展转变；又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在2006年以前主要体现为分散型发展，2006年后转变为以集中型发展为主。可见，作为城市化主体形态的城市群，其发展模式是集中型还是分散型，抑或两者并行式发展，应根据各地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绝不能采取“一刀切”式的集中抑或分散的城市化发展政策。^[57]

5.大中小城市建设与小城镇发展同时推进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关于重点发展何种规模的城市(镇)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过，直到近年来这方面的争论才告一段落，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度，单靠发展哪一种规模的城市(镇)，都无法顺利完成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也证明了仅发展某种规模的城市(镇)都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顺利推进。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并大多采取了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大城市的发展需求会得到优先满足，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需求常常被忽视，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结果是人口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经济资源和产业也过度地集聚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人口过度地涌入少数大城市，给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大城市病”日趋严重。又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但这一方针后来被学界认为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信号，再加上随后我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得小城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虽然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城镇化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布局分散、技术落后、规模效益欠缺、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缺乏吸引力等固有缺陷，遍地开花般的小城镇发展不仅没能使广大农民真正完成就地城镇化，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反而带来了土地等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严重的“农村病”。可见，发展单一规模的城市(镇)不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既需要发展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为代表的大城市模式，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也需要发展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中等城市模式，发挥中等城市上连大城市、下连小城镇的承上启下功能；还需要发展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城市化的苏南小城镇模式，发挥小城镇快捷、低成本地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功能。总之，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走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

6.以人为本

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9.58%，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3.37%，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88亿。而这些人户分离的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这也正是中国城市化之殇，是多年来“化地不化人”的传统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如果城市化发展过程异化为“只见地而不见人”的地域空间演化过程，那么，城市化就会越来越背离其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故此，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发展，必须彻底扭转以往城市化发展的偏差，使城市化回归其本源，那就是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不断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自然、文化环境。

首先，要以人为本地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如何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问题，使数量庞大的“半城市化”人口尽快地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是关乎新型城市化能否顺利推进的首要问题。所以，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各个城市政府在制定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人口政策时，要在尊重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城市产业对从业人口的需求与其供给的基本平衡，既不能以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搞“滞后型城市化”，也不能超出城市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而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搞“过度型城市化”，而只能根据城市自身的发展条件，通过市场的力量，选择契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使有能力、符合要求的进城务工人员实现职业转换、地域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统一，从而实现“完全城市化”。

其次，要以人为本地推进城市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让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非户籍常住城市人口和户籍城市人口都能实现“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所以，无论是城市流动人口的安置、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紧紧围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使全体人民都能获得较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最后，要以人为本地推进城市环境建设。无论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目的都是为市民提供适宜的城市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以，首先要重视城市功能的建设与完善，不但要注重城市生产功能、流通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建设和完善，而且也要重视城市生态承载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建设和完善，以满足市民全方位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其次要高度重视城市环境保护，这是关系到全体市民健康的重大民生问题。新型城市化绝不能再走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而必须走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方面要加大环境修复力度，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同时，要重视城市人工环境的建设，使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共同为市民提供惬意的居住环境。

7.集约紧凑、智能高效、绿色低碳

建设集约紧凑型城市，既是我国人地矛盾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客观要求，也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在以往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一直存在着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资源利用率不升反降的现象，这使中国多年来面临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那种对土地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的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高效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注重对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的保护，走集约紧凑型城市化道路。

建设智能高效型城市，就是要大力推进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促进信息化与城市化的深度融合，通过大力发展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医院、智能交通、智能城市管理等多样化的智能服务，大大提升城市运转的效率和敏捷性，提高居民生活的舒适性、便利性和幸福感。

建设绿色低碳型城市，就是要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产业、绿色小区，加快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型城镇建设，建成一批新型绿色低碳型城市，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

总之，面对我国人地矛盾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资源约束日趋紧张的严峻形势，在今后的新型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高效集约节约利用资源，走集约紧凑、智能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道路。^[58]

8.市场主导、政府促进

世界城市化发展历程表明，推进城市化的力量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二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有着一种自然发展的机制，并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模式，使得发达国家无论是城市规模的选择、城市布局的确立，还是城市产业分工的确定，无不都是市场选择和市场作用的结果。这正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自然演进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辅助地位。然而，中国城市化不同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的推动力大于市场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政府的行政力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预，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城市发展的速度、水平、方向和模式都深深地打着制度变迁的印记。^[59]

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和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各有利弊。在城市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协调性、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成本核算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市场主导型城市化都具有政府主导型城市化不可比拟的优势。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会发生“市场失灵”，尤其是在城市规划管理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市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发达国家和主要依靠市场推动城市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主要是因为它们过度依赖市场“自发”力量，没有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修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缺陷，导致城市发展的盲目性和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严重破坏。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度依赖政府行政力的推动，导致城市化发展中的大拆大建、盲目攀比、铺张浪费、千城一面，甚至“有城无市，有市无业”的“空壳城镇”等问题，同样造成了环境的严重受损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完全依靠市场推动的城市化和完全依靠政府行政力推动的城市化都不可取。正确的方向是，既要发挥市场在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在城市规划、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走市场主导和政府促进相结合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注释】

[1]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6-37.

[2]辜胜阻，易善策，李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

[3]简新华，何志扬，黄锟.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99-201.

[4]吴友仁.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宁召开.经济地理，1983(1).

[5]吴友仁.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宁召开.经济地理，1983(1).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1981-10-17.

[7]辜胜阻，简新华.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5.

[8]田纪云.必须充分重视和大力发展农业(198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9.(www.daowen.com)

[9]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11-14.

[10]罗思东.从小城镇到大都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演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6).

[11]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8-10-14.

[12]王延中，王俊霞.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回顾与前瞻.规划师，2002(10).

[13]夏珺.变化潜力希望——费孝通教授一席谈.人民日报，1999-09-30.

[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www.gov.cn，2014-03-16.

[15]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2).

[16]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江海学刊，1984(1).

[17]王嗣均.论中国现阶段大城市的成长.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5.转引自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7.

[18]于晓明.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几个问题的思索.城市问题，1999(5).

[19]饶会林.试论城市规模效益:中国社会科学，1989(4).

[20]石忆邵.城市规模与“城市病”思辨.城市规划汇刊，1998(5).

[21]王文元.中等城市发展讨论会综述.光明日报，1990-01-19.

[22]廖丹清.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农村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5(1).转引自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0.

[23]参见周一星.论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管理世界，1992(6)；周一星.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城市规划，1988(3).

[2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25]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4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2014:15.

[26]刘守义.中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实证分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8).

[27]姚士谋，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地理科学，2014(6).

[28]姚士谋，朱振国.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9).

[29]简新华，向琳.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和优越性.管理世界，2003(7).

[30]姚士谋，朱振国.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9).

[31]陈甬军，景普秋.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理论及发展目标预测.经济学动态，2008(9).

[32]简新华，曾卫.中国城市化道路之争的辨正——评贺雪峰、文贯中、张曙光的相关论著.学术月刊，2016(11).

[33]简新华.走好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研究之二.学习与实践，2003(11).

[34]朱铁臻.城市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38.

[35]杨重光.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8/19/9472.htm.

[36]肖金成，史育龙，申兵，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发展途径.宏观经济管理，2008(11).

[37]辜胜阻，易善策，李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

[38]牛凤瑞.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理论参考，2010(2).

[39]黄锟.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1(8).

[40]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5).

[41]李铁.城镇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17.

[42]石淑华，吕阳.中国特色城镇化:学术内涵、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江苏社会科学，2015(4).

[43]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2-3.

[44]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2，14，65.

[45]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78-179.

[46]对贺雪峰、文贯中等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的详细评论可参见简新华，曾卫.中国城市化道路之争的辨正——评贺雪峰、文贯中、张曙光的相关论著.学术月刊，2016(11).

[47]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相关内容。

[48]简新华.新型城镇化与旧型城市化之比较.管理学刊，2014(6).

[49]辜胜阻.城镇化转型的轨迹与路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

[50]聂振邦，胡恒洋，邱天朝.大力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协调发展.全球化，2014(07).

[51]薛桂霞，钟钰.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农村经济，2015(01).

[52]简新华.新型城镇化与旧型城市化之比较.管理学刊，2014(6).

[53]周爱民.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建设，2007(7)；张存刚，田砚.我国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析.财会研究，2015(1).

[54]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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