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关于城市化道路问题的争论主要限于城市规划学界，我国城市的发展方针是当时争论的重点，还没有明确提出“道路”一词。严格来说，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成为全国多学科争论的焦点，是从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催生出来的，^[15]从此“道路”一词就取代了“方针”一词，经常出现在有关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文献中。此后，有关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日益热烈，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小城镇论。小城镇论者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小城镇，才能就地消化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城镇化，这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16]此类观点持有者还把小城镇与大中城市进行了比较，并认为小城镇在发展基础、农民进城成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等方面与大中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但究竟应该怎样发展小城镇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重点发展城关镇；另一种观点则反对以发展城关镇为主。

二是大城市论。大城市论者认为，中国城市化道路应以发展大城市为重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靠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和城市带来推动，因为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17]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也决定了走集约化之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18]况且大城市的规模效益都普遍比中、小城市高，^[19]而且城市规模的扩大也不必然会产生“城市病”，^[20]相反，过度发展分散的小城镇会导致比“城市病”更严重的“农村病”。

三是中等城市论。中等城市论者认为，鉴于我国大城市已产生了“大城市病”，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而小城市的经济效益又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大城市和小城市都不应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只有中等城市具有承“大”启“小”的地位与作用，无论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来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和产业结构来看，发展中等城市既有利于促进大城市的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小城市的发展，进而有力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21]

四是双轨论。双轨论者认为，大工业和乡镇企业同时发展的双轨经济结构，实际上已经使中国走上了大城市与小城市双轨并进的城市化道路。这种道路兼顾了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的目标，因而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最适合的城市化道路。

五是多元发展论。多元发展论者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等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孤立地发展哪一种规模的城市，而应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多元化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效防止或尽量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充分发挥各类层次城市的优势，避免其劣势，让亿万中国农民自由地选择进入何种规模的城市(镇)，使他们的根本利益得到满足。^[22](www.daowen.com)

六是梯度推移论。梯度推移论者认为，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差异比较大，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相同，东西部经济水平的梯级分布特征十分明显，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必将呈现东部地区首先迅速发展，然后由东到西三个梯度循序推移的发展态势。现阶段我国梯度推移的城市化道路的具体表现是，东部以提高城市化质量为目标，发展三大都市带。中部致力于扩大吸纳农村人口，扩大大中型城市规模，适度发展小城镇。西部的中期目标定位于“中等城市，小城镇”，且与生态环境相适应。

七是点线面发展论。点线面发展论者认为，虽然从总体上看，城市化东西梯度推移是必然趋势，但东、中、西部各有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由东到西发展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循序推进。就本质看，东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和制约性，必须考虑三个地带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在所有地区齐步走，而是应从点(位置优越的城镇)到面地发展，这是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基本特征。

八是市场导向论。市场导向论者认为，中国要走好城市化道路，必须尽快摆脱是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镇)的争论。实际上，哪种规模等级的城市(镇)应该得到优先发展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镇)应该如何布局，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而应该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我国城市化之所以滞后，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利益调节机制的应有功能。要实现城市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唯有消除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和制度掣肘，舍此别无他途。还有人认为，城市规模之争本质上就是政府行政力主导城市化的一种表现，而当前我国城市化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恰恰在于应尽快找到一条以市场为主导的、摆脱政府行政力过度干预的城市化道路。

上述有关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种种观点，都是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和解决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即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镇建设资金的捉襟见肘、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城镇负荷力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的矛盾。但从中国的具体国情看，单靠发展大中小城市(镇)中某一种类型的城市(镇)都不可能解决上述矛盾。因为无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还是小城镇，它们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片面发展某种类型的城市(镇)，有可能恰好失其长而凸显其短。比如，发展大城市虽然可以发挥大城市的集约功能和规模效益，但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没有结构和层次配套的各类城市(镇)的相应发展，单靠大城市来吸纳数亿的农业转移人口是不可能的，而且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大城市病”可能会越发严重，其集约功能和规模效益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大力发展小城镇虽然可以就地消化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降低农村人口迁移成本，但片面发展小城镇会丧失城市化集中资源、集约发展和规模效益功能，分散的小城镇还会导致高成本、高消耗、低效率等问题，如果涉及二次迁移其成本就更高了；中等城市尽管兼有大城市和小城市(镇)之长，发展得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城市和小城市(镇)之短，但如果发展得不好，则会失去大城市和小城市(镇)之长而兼具其一些短处。所以，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应该是重点发展什么样的城市，而必须同时发展各类城市，建立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因为每一种规模和类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有自己的弱点，都需要发展，不能以一种类型和规模的城市去代替另一类规模和类型的城市，而应走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多元发展道路。正如周一星教授所指出的，要跳出城市规模的单一考虑，不能以规模来调控城市的发展，而要结合城镇发展的规律实行多元的城市化发展方针。^[23]

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提出，这些讨论后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反映，报告中的表述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