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应，我国对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也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初步探索阶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探索阶段。

1.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初步探索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结束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迅速恢复遭受长期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工业化战略和经济体制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却扭曲了城乡关系、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并建立了一个不公平的福利体系。^[1]随着国家建设重心向城市的转向，城市偏向政策不断被强化，使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体现为以农促工，以乡促城。^[2]城市工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带来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数量的增加。统计资料表明，全国城市数量由1949年的132个增加到1962年的198个，增加了50%。城市工业规模的扩张和城市偏向政策的实施，又吸引了上千万的农民无计划地涌向各类城镇，给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城镇食品供给以及城市社会治安等造成巨大压力。总之，1949—1957年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一五”计划的实施、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开展以及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使我国城镇人口迅猛增长，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增长到1960年的13073万人，城市化水平也由1949年的10.46%上升到1960年的19.75%，年均增长0.84个百分点，形成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3]

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没有沿着上述快速的发展道路继续前行，而是出现了两次反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城镇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的突出的供需矛盾，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中苏关系恶化和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迫使我国重新审视城市化发展政策，并采取了诸如动员大批城镇人口返乡、市镇建制调整等抑制城市化发展的政策，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下降至1965年的17.98%，出现我国人口城市化的第一次反复。第二，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城市化的本质和内涵缺乏正确和深刻的认识，甚至认为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社会主义可以不搞甚至不需要搞城市化，再加上自1957年以来我国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误判，又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如下放大批干部到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鼓励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以工厂进山入洞为主要特征的三线建设等。这些政策与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政策以及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对我国城市化发展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城市化水平进一步下降到1974年的17.16%，导致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第二次反复。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城市化才真正开始启动并得到迅速发展，但主观和客观上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城市化体现出大起大落的发展特征。不过，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初步探索虽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我们也因此积累了必要的经验与教训，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积蓄了力量。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全面探索阶段(www.daowen.com)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标志着我国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理论界对城市化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承认城市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也应该实行城市化。以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家吴友仁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学者开始撰文讨论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4]标志着城市化问题开始进入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视野。但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对城市化问题的讨论仍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实行城市化”以及城市化姓“社”还是姓“资”等问题上。讨论的结果总体上看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没有姓“社”姓“资”之别，大多数学者持有该观点。真理越辩越明，这一时期对城市化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城市化与城市化道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也为我国今后的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农村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各种打工浪潮使得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城市化问题，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就成为中国城市化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索已经开始由是否应该推行向如何推行转变。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随后这一方针就被学界视为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信号，认为积极恢复和发展以农村集镇为主要形式的小城镇是实现人口非农化和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渠道。^[5]与上述城市发展方针相适应，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堵疏并举的方式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用严格的限制措施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6]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经济手段积极发展卫星城镇和小城镇，使农村劳动力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城镇化。^[7]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作用日趋显著，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不断流动，农村改革必须与城市改革融为一体才能完成。^[8]为此，我国开始放松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控制，并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9]以户籍制度改革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是对我国自1958年以来通过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政策的重大突破，^[10]但这一政策仍然没有放松对农民向大中城市流动的限制。无论是1998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强调的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11]还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小城镇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的推动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而非大中城市转移，^[12]都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展小城镇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但随后的小城镇发展引发了诸如缺乏协调、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引导小城镇的健康发展，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999年，时年90高龄的费孝通先生指出:“现在不能再就小城镇谈小城镇了，而必须放到中国城市化体系的大框架里来研究。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中等城市的带动。”^[13]

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30.48%，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道路也因此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十五”计划(2001—2005年)强调城市化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动力源；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报告则总结了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五大原则；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发展方向；2014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更是从宏观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对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发展做出了规划。^[14]可见，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良好互动、协同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且唯一方向，也是我国对城市化道路多年探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