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市化是否滞后于中国工业化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发展滞后论；二是基本适度论；三是发展超前论。^[25]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理由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比较缓慢，城市化平也不高。比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952—1992年从12.46%上升到27.46%，40年时间只增长了15个百分点，而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从1950到1991年却提高了17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城市化增长速度更是远高于中国，在1950—1991年的41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提高了21个百分点。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且发展进程较慢。根据《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中国的GDP在1980—1992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1%，但中国的城市化增长速度却慢于收入水平与中国差不多的国家。例如，低收入国家(中国和印度除外)的城市化率从1965年的16%提高到1992年的29%，增长了13个百分点，但同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仅增长了9.48个百分点(从17.98%上升到27.46%)。

不仅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进程缓慢，而且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城市化也是滞后的。我们可以通过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分析来判断中国城市化是否滞后。

首先，可以通过比较本国非农就业比率(N)与城市化率(U)的比值即N/U值的大小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一般而言，N/U值越大，说明城市化越滞后。^[26]1952年，中国非农就业比率为16.5%，城市化率为12.46%，即1952年中国的N/U值为1.32。到1992年，中国非农就业比率提高到41.5%，但城市化率只增加到27.46%，N/U值上升到1.51，表明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对比韩国可知中，从1960到1991年，其非农就业比率从34%增加到80%，相应地，城市化率从28%上升到72%，其N/U值从1.21下降到1.11，说明韩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不存在城市化滞后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视角，通过N/U值的大小来判断中国城市化是否滞后。表7-7是1952年至2015年63年间中国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率的比较。

表7-7　中国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率的比较（1952—2015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2016；简新华，何志扬，黄锟.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38-239.

表7-7的数据显示，中国的N/U值自1952年以来一直较大，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致呈现逐步增大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于非农就业比率，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虽然自1996年之后中国城市化进入加快发展阶段，N/U值逐渐回落，但自2005年以来，N/U值一直在1.28左右徘徊，说明中国城市化依然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通过比较本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尽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但如果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则中国的城市化步伐仍然是比较缓慢的。下面我们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年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见表7-8至表7-10和图7-2)。

表7-8　中国的城市化率（1949—2016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2017；简新华，何志扬，黄锟.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38-239.

表7-9　中国的工业化率Ⅰ（1952—2015年)
(按第二产业的产值占GDP的百分比计算)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2016；简新华，何志扬，黄锟.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38-239.

表7-10　中国的工业化率Ⅱ（1952—2015年)(按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6年各年版。

图7-2　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1952—2003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6年各年版。

从表7-8、7-9和图7-2可以看出，从1952年到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始终低于按第二产业的产值与GDP的百分比计算的工业化率I，而且工业化率提高的速度大多数年份快于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可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至2006年的5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以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一部分原因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但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而导致的虚假城市化或伪城市化。^[27]比如王放的研究表明，1990—2000年间，我国新增的城镇人口中有52%是来自地域的重新划分，有31%来自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剩余的17%来自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28]陈金永的研究则指出，中国2000年和2005年的城镇人口比重可能高估了约2个百分点。^[29]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伪城市化率”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比如2013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为53.73%，但这一数据里包含2亿左右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并不是城市永久居民)，约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4%，所以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在扣除他们的份额后，只有36%左右^[30]。因此，如果考虑到中国的伪城市化问题，那么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特征就更加明显。

另外，按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计算的工业化率II(见表7-14)之所以大大低于工业化率I，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因为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人为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和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31]

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及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如美国学者劳伦斯、塞尔等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提出了反城市主义学说(anti-urbanism or de-urbanization)，认为根深蒂固的反城市主义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32]英国学者柯克比则认为，“反城市主义”论是浅薄而矛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化的缓慢增长是过分注重既定的工业化大目标的缘故。为了实现这一大目标，中国忽视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生产，而将大量资金集中于重工业建设，削弱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后劲。^[33]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对城市化认识的偏差和指导思想的失误、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缺陷以及制度上的障碍。^[34]从认识和指导思想看，首先是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次是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病”而夸大了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的正面作用考虑得太少；最后，由于对城市化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刻，没有认识到中小城市和城镇也是城市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造成城市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城市化发展又过分强调小城镇的作用，把小城镇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缺陷是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走了一条由国家计划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以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过分追求高速度、排斥城市化、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资源消耗高、经济效益差的工业化道路。这种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片面强调国家计划推动而否定市场作用，片面强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忽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较强吸纳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果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而轻工业及城市发展的资金则严重缺乏，城市化进程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步伐。

此外，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一系列涉及劳动就业、户籍管理、住房、就学、医疗及其他福利等的制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阻碍农民向城镇流动和迁移，人为造成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城市化发展最终也受到阻碍。

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极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城市化滞后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化滞后显著加大了农村的人口负担，加剧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恶化了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生态环境，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城市化滞后使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影响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严重地妨碍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第三，低下的比较收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迫使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带来严重的冲击，阻碍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第四，城市数量不足，城市发展滞后，人口在农村分散居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第三产业的需求，严重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五，城市化滞后使城市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城市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城市所能产生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扩散效应、辐射效应等多种效应，以及城市在土地、淡水等各种资源和交通、通信、科教、娱乐等各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利用效率都无法充分发挥，城市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难以向农村普及。^[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