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也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至1984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改革和1988—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之后，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向纵深发展，尤其是1993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高潮。同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已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上升到30.48%，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与这一改革进程相对应，197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细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9—1984年城市化恢复发展阶段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调整了产业结构，工业生产也进行了战略性转变，优先发展轻工业。经过1979年至1981年的调整后，经济开始回升，1982—1984年，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5.8%、9.7%、14.9%。1978—1984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同期，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基本平稳，略有下降。不过，这一时期，第三产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产值低，劳动力的增长相对较高，年均增长6.79%。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市场化水平还很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同步。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连续六年农业的高速增长。连年的农业大丰收和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纷纷进入城市(镇)寻求各种非农就业机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随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加上对外开放的梯度战略的实施和沿海经济特区的创办，中国城市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无论是城市数量、建制镇数量，还是城镇人口都有大幅度增长。1979—1984年中国的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300个，建制镇数量由2851个增加到7186个，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24017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比改革开放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

2.1985—1995年城市化稳步发展阶段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发布，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的发布，加快了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转变，农村工业、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齐头并进。至此，与乡镇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城镇化战略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城市化进入了由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经济在波动中增长与发展。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527.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的总值为2541.6亿元，第二产业中工业的总值为3448.7亿元，第三产业的总值为2119.2亿元。到了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478.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的总值为11993亿元，第二产业中工业的总值为24718.3亿元，第三产业的总值为17947.2亿元。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49950.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9451.4亿元，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21269.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15828亿元。工业生产持续高速增长，其中，由于消费升级推动产业升级，导致1994—1995年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增长。但是，在1993年至1995年，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由43.2%降到7%，这以后的增速基本在10%上下波动。与此同时，第三产业不仅产值增速快，而且劳动就业增速也最快。1985年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为62.4%、20.8%、16.8%，1995年该比值为52.2%、23%、24.8%。^[7]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明显，第二产业劳动力增长缓慢，第三产业劳动力提高的速度显著，10年间其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提高了8个百分点。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镇)的涌入以及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在这一阶段也有了新变化:对大城市的发展规模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中等城市可合理发展；对小城市尤其是农村集镇的发展则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中国城市化发展政策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潜意识里还是担心如果大量农村人口一下子涌入大城市，会造成大城市在公共基础设施、交通、住房、城市管理、治安等多方面的紧张状态，甚至会产生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出现过的“贫民窟”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二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不仅具有成本优势，而且又能反过来带动地方中小企业的发展。1984—1986年的“撤社建乡”和建制镇标准的降低，使中国的建制镇数量大大增加，1984—1986年中国的建制镇数量增加了7750个。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的城市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大举措:经济特区的设立、沿海城市的开放、价格闯关的成功、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近3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获批建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等，所有这些改革举措，都推动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稳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城镇总人口由1985年的25094万人增长到1995年的35174万人，净增10080万人；城市化水平由23.71%上升到29.04%，增长了5.3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53个百分点；城市数量和建制镇数量分别净增了316个和8392个(见表7-1)。但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只是上一阶段城市化发展惯性的延续，中国城市化还没有迈入加速发展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政策的实施，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随之到来。

表7-1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1985—1995年)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1996.

3.1996年至今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获得了长期的发展动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更是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城市财政的主要来源，这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动力；1994年国家颁布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以及1998年之后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的实施，成为房地产异军突起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盛不衰的巨大推动力；1994年国家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对个人购买汽车的鼓励，大大拓展了城市空间，加快了区域化和郊区化发展的步伐。此外，开始于199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商业银行改革、汇率的并轨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等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使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全面展开。

随着新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住宅、汽车、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为我国新兴的高增长产业，促进了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1996年至2017年，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71813.6亿元、827121.7亿元，年增长4.35%。其中，第一产业产值分别为13878.3亿元、65467.6亿元，年增长3.75%，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3%下降到7.9%，下降了11.4%；第二产业产值分别为33828.1亿元、334622.6亿元，年增长4.28%，占总产值的比重由47.1%下降到40.5%，下降了6.6%；第三产业产值为24107.2亿元、427031.5亿元，年增长4.36%，占总产值的比重由33.6%上升到57.6%，提高了24%。第三产业不仅占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且对就业的贡献也最大。1996年，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50.5%、23.5%、26%，到2017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27%、28.1%、44.9%。经过21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如下:第一产业下降了23.5%，第二产业增长了4.6%，第三产业增长了18.9%^[8]。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自主创新产业的深化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动了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人力资源的优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到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25亿人，占当年城乡非农就业总数的35.7%，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9%。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始下降。随着户籍管理制度与各项歧视性政策的改革，政府因势利导地开展各种技能服务与培训，并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且其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推动力。总之，自1996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尽管城市数量基本维持在660个左右，但建制镇数量、城镇人口总数和城市化水平都有显著增长。中国城市数量由1995年的640个增加到2017年的661个，建制镇数量由1995年的17532个增加到2017年的21116个，城镇人口由1995年的35174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81347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995年的29.04%增长到2017年的58.52%，年均增长1.34个百分点，比前两个阶段都高得多(见表7-1、表7-2)。尽管2000年统计口径的变化对城市化水平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自1996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且中国已启动了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全面探索。

表7-2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1996—2017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18.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总结城市化的实践经验并吸取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次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9]这就为我国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战略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从宏观和战略上为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谋划。^[10]2014年4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决定分3批将2个省和246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开启了全国范围内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的实践探索。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的区域探索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11]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