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城市化起步阶段,那么早在1901年印度就已进入城市化起步阶段(当年印度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10.84%)。1901年至2015年的114年间,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才上升到32.70%,只提高了21.8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大约0.19个百分点。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才会提高到50%以上。[23]因此,城市化速度极其缓慢是印度城市化道路的最显著特征。纵观印度一百多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迄今为止,印度走的是一条城市化速度极其缓慢、工业化和城市“拉力”不足、城市体系发育不良、城市化区域差异显著、城市病日趋严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城市化道路。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城市化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一直较低,1951年,由于印度交通运输部门的扩张性发展促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印度分裂后大量难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大幅度净增长。1961年统计上对城市定义的重新修订,使城市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从1970年至1980年的10年间,城市化进程速度较快,但到了1980年至1993年,城市化速度放慢,年增长率仅为0.3%。[2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印度的城市化速度较慢。1950年到2015年的65年间,印度的总人口由1950年的3763.25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12823.9万人,65年间增加了2.4倍,而同期的城市化水平只从1950年的17.0%上升到2015年的32.7%,仅增长了0.92倍,年均增长0.24个百分点(见表6-9)。而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80%,进入高度完善阶段。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90年以前印度的城市化率高于包括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印度的城市化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一直处入较低水平。2005年,包括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为29.95%,比印度高出0.75%。不包括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为31.05%,比印度高1.85%。这与印度经济低速增长的表现正好相一致。印度城市化的步伐虽然缓慢,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起伏。它的城市化年增长率高的时候从没有超过2%,而低的时候也从未到过负值(见表6-10)。印度常常被一些学者比喻成大象——一个动作迟缓的庞然大物。而“印度教增长率”更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泛指长期低速运行的经济。[25]
表6-9 1950—2015年印度总人口、农村与城市人口及城市化率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4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2014:218-243.
表6-10 1950—2015年印度城市化增长率
续表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1998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1998.转引自刘小雪.中国与印度的城市化比较.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word ch-en/ch-lps200202/ch-200202lxx.htm.
第二,印度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农村贫困驱动的。农业是印度最大的经济支柱。自1950年以来,印度一直大力推进五年计划,农业生产与灌溉技术得以迅速发展。2007年,农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6%,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0%。然而,印度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力水平一直不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独立之后,土地改革进展缓慢、不彻底。一方面,土地集中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土地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大量中小农户土地占有量很少,部分土地被过度耕种,导致大量无地农业人口被迫迁移城市。然而,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局限与基础设施的短缺,以及大量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它们无法给涌入城市的无文化无技术的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少数就业农民也只能在低工资、低生产力、低效率的非正规部门工作。这些农村移民没有因为迁移城市而改变现状,只是将农村贫困转变为城市贫困,甚至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导致城市的衰落,使城市危机更加严重。正如印度普及福利运动活跃的领导人J.P.纳拉杨所说:“在印度乡村,触目所及,一片贫困、凄惨、不平、剥削、落后、停滞、烦恼和绝望。”[26]虽然在“二五”和“三五”时期制定了工业化纲要,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然而这些工业吸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的潜力非常有限,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作用很小。由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受资金、技术与信息的限制,绝大多数只能在城市传统产业(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印度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是服务业快速增长,1961—199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4.23%;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5.25%。1991年开始经济自由化进程之后,印度公有部门的就业机会减少,有组织的私人部门就业增长缓慢。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只能越来越多地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在过去的10年中印度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比例一直保持在60%左右。[27]1991—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提高到5.98%;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提高到7.92%。从1990—2005年产业就业劳动生产率系数可以看出,制造业就业劳动生产率系数有所下降,除现代商业服务业外,其他服务业就业劳动生产率系数有所提升(见表6-11)。因此,印度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形成支撑,其城市化的动力主要不是工业化和城市的“拉力”,而是农村状况恶化形成的对乡村人口的“推力”。
表6-11 印度产业就业占比情况(1990—2005年)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帕特里克·海勒.德里及印度城市治理的困境与挑战.肖黎春,译.∥屠启宇.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25-326.
第三,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是印度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印度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人口的城市化,但不断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早已超越了城市的吸纳能力,反过来又阻碍了城市现代化进程。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间,印度人口规模超过百万的城市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了0.78个百分点。从1990年至2005年的15年间,该比例增加了2.69个百分点。城市数量在1971年至1991年增加了14个。可见,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人口迅速向大城市集中的同时,中小城市发展的资源严重不足,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比重和城市数量逐渐下降。表6-12中的数字表明,第一类城镇人口(人口超过10万)的比重已从1901年的25.7%上升到1981年的60.4%。第二、三类城镇的人口所占比重保持基本不变,但第四、五、六类城镇的人口比重下降很快,即从1901年的47.2%下降到1981年的13.6%。这说明,印度一直存在着人口向较大城镇集中的趋势。在1950年以前,人口不足1万人的小城镇的数量和人口都在增加。而在1951年至1991年期间,小城镇的数量每年减少19.7个,城市人口比重年均下降0.33%。而1981—1991年的10年间23个百万城市人口共增长大约68%,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是海德拉巴(67.0%),勒克瑙(63.0%)、斋浦尔(49.2%)、普拉(47.4%)、德里(46.2%)等也是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28]1990年至2014年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由4个增加到9个,人口增加5359.6万,2014年这9个城市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重为26.01%(见表6-13)。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市体系发育不良,而中、小城市的发展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小城市受到冷落,没有机会发展,打破了人口与其生存资源之间的平衡,结果必然导致城市病。
表6-12 1901—1981年印度各级城镇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雷启淮,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103.
表6-13 1990—2014年印度人口超500万的大都市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一点排行网,http:∥www.zswxy.cn/articles/16566.html.
第四,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印度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城市布局与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上。从城市布局来看,印度的城市主要沿海和交通线半环形分布,城市分布不均匀。由于受地形影响,少数大城市分布在离中小城市较远的区域,随着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最后成为人口高度密集的孤城。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形成资源的合理分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由于各地区城市人口、工业化与农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城市化程度也参差不齐。首先,印度大城市基本分布在西海岸,各区域城市人口分布差距大,如:德里、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以及卡拉塔克邦,其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班加罗尔等少数几个特大城市,城市化水平也较高。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2011年的人口为11237.2万,其中孟买的城市人口为1191.4万,占马哈拉施特拉邦总人口的10.6%。根据联合国2014年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前景报告》,德里人口达到2500万,位居世界第二,超过人口2100万的孟买成为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其次,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各邦,城市化水平相对也较高。卡拉塔克邦是独立后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新兴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邦,其最大的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重工业中心,2011年城市人口为429.2万。印度35%的IT人才在此打拼,他们创造的收入在印度GDP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微软、惠普、3M等世界知名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除此之外,生物科技也是它的一个拳头产品。古吉拉特邦、安得拉邦两个最大的城市分别是艾哈迈达巴德和海德拉巴,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邦之一,富有手工业生产的传统。2010年,只占印度人口总量5%的古吉拉特邦,其工业产值却占到了全国的16%,经济发展速度早已超越印度的平均水平。艾哈迈达巴德是古吉拉特邦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及交通枢纽,是仅次于孟买的最大内陆工业中心,2011年城市人口为351.5万,以贸易和各种业务而闻名,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位于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海德拉巴,是印度人口第四多的大城市,2011年城市人口为345万。[29]海德拉巴靠传统制造业、教育、制药业、金融机构、电子行业和生物技术产业等吸引农村人口寻找就业机会。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海德拉巴已成为继班加罗尔和金奈之后的印度第三大信息技术较发达的城市。2017年卡拉塔克邦、古吉拉特邦、安得拉邦人均GDP分别为2793美元、2897美元和2039美元。最后,农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中心,早期政府将大量资本投入重工业,导致轻工业与农业发展缓慢,至今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富悬殊,至今孟买还有1/3的城市贫民。而西北部地区的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其工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农业也以机械化为发展目标,是印度粮食生产的大邦。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均衡发展,其经济也同步发展,是失业率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比较低的两个邦。总之,印度各邦城市化水平有差别,各邦内部的城市也因经济、农业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
第五,城市病日趋严重。如前所述,印度大城市的急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病。印度有1/3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全国23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城市人口过度增长的原因主要有农业发展滞后导致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频繁迁移;城市人口本身高增长。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城市基础设施薄弱,水、电、住房等容量不足,导致拥挤不堪的城市环境进一步恶化。印度城市无序和农村贫困同时并存,使城市活力难以呈现。
首先,城市基础设施短缺。1985年以前,由于工业化战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印度城市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导致陈旧的市政设施改造进展缓慢,无法满足大城市越来越大的人口密度,交通堵塞,经常停水、停电,环境污染严重。2004年有16%的城市人口没有自来水,有54%的城市居民没有就近的排污系统,54.71%的城镇贫民窟没有厕所,一些已建的社区厕所由于缺乏维护而无法使用。其次,住房紧张的问题十分突出。城市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数量有限,失业人数增加,致使更多的无业人口流浪街头。像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特大城市,房价持续走高,无力支付的人只好栖身于贫民窟或棚户区。据估计,作为印度第一大城市的孟买有3/4的人口只住一间房子,2/5的人住在临时搭起的贫民窟里。在孟买达拉维的棚户已达30万。在加尔各答,有20%的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30]再次,城市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印度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污染源主要来自居民生活用燃料、工业废气排放、汽车尾气。仅印度首都新德里每天就有24人死于空气污染。对印度所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的空气质量检测表明,竟有半数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到了“危险”的级别。最后,城市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印度城市贫富分化历来有之。1997年印度计划委员会估计,印度贫困人口3.5亿。2009年印度城市贫困率达到25%以上,8000多万城市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50%~60%的城市人口生活水平低下,他们生活在环境恶劣、极度贫困而且人口稠密的阴影之中。正如《政治家报》所报道的那样:“每一个中下阶层的家庭都面临着饥贫交迫、负债累累的暗淡前景,生活毫无改善的希望。”[31]
第六,印度城市化进程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印度一直以作为民主自由的国家为荣,人民自主流动的权利不仅没有受到限制,而且还得到法律的保护。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就是大城市无限膨胀,而中小城市发展缓慢。印度政府试图采取分散的工业化战略,以达到遏制大城市的膨胀和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目的,结果像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分散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城市失业增加、就业更加不足、住房严重短缺、贫民窟增多以及城市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表明,印度未来的城市化发展困难重重。仅靠市场调节,难以为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栖身之地,也难以扭转正在恶化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环境,更难以阻止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甚至是加速地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所以印度政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政策,从而控制人口增长、促进农村发展、遏制大城市过度膨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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