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城市化含义的研究

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全面转型的过程，也是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重大变迁的过程，^[55]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城市化的含义，^[56]有的是从单一学科视角进行的阐释，有的则是跨学科的综合化的内涵界定。

首先，人口学者把城市化看做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如吴楚材(1996)认为，城市化是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增加的过程，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和向城镇集中的过程。^[57]又如，胡欣(1999)等人认为，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和聚集，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集约化。^[58]

其次，经济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由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如洪银兴(2003)认为，需要突出城市化的功能意义，即要在城市聚集人流(主要指科技和管理人才)、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主导产业，聚集科技、教育。^[59]

再次，地理学者将城市化看作是产业、经济、社会空间分布的变化，是农村区域景观向城市区域景观转变的过程。如崔功豪(1992)等人认为，第二、第三产业在具备特定地理条件的地域空间集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消费地域，其他经济、生活用地也相应建立，多种经济用地和生活空间用地集聚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60]

最后，社会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的过程。如蔡俊豪、陈兴渝(1999)认为，城市化就是由非城市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系统过程，其目标在于最终形成城市文明。^[61]刘勇(1999)也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62]

随着人们对城市化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入，跨学科的综合化的内涵界定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如高珮义(1991，2004)认为，城市化有五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乡村不断地转化为城市并最终为城市所同化；二是乡村本身内部的城市化；三是城市自身的发展，即所谓“城市的城市化”；四是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研究对象的城市化，如人口城市化、地域城市化、景观城市化、工业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等等；五是最抽象意义上的城市化，即作为城市化整体运动过程的城市化。^[63]刘传江(1999)认为，城市化的含义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城市化是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转换；②城市化是产业结构及其布局的地域结构的转换；③城市化是传统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向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换；④城市化是人们聚居形式和聚居方式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变迁或创新。^[64]王振亮(2000)则认为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发展引起的，它是伴随着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是人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思想等变迁的历史分化过程。^[65]秦润新(2000)认为，城市化是一种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就业人口逐步转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过程；是由一种自然、原始、封闭、落后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一种以现代工业和服务经济为主并以先进的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过程；是对居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66]

2.关于城市化动因的研究

国内学者分别从两条线路对城市化动因展开了研究。^[67]第一条动因研究线路是工业核心动力论。季任钧、景普秋(2004)研究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68]赵煦(2008)通过对英国城市化进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是工业化。^[69]王新娜(2011)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是工业化、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等因素，城乡差异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呈现双向特征。^[70]蒋贵凰(2009)认为，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中，工业化的作用在城市化前期影响很大，后期服务业正在成为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动力。^[71]曹广忠、刘涛(2010)也认为服务业的驱动作用已超过第二产业，但工业仍然是中西部省区城市化的核心驱动力。^[72]第二条动因研究路线是多元动力机制论。蒋凤旋、杨春(1995)等人研究认为珠三角的城市化是由于外商资本投入所引发的“外向型城市化”。^[73]蔡建明(1997)指出，城市化的发展受到四大基本动力的支撑，它们分别是产业空间的聚集、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作用。^[74]同样，刘传江(1999)也在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由产业结构的转变、经济要素的流动和聚集、制度的建立和变迁所组成的多元动力机制。^[75]宁越敏(1998)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76]赵勇(2007)也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出现了主体的多元化、动力机制的不均衡以及不稳定性等新特点和新内容。^[77]戴永安(2010)的研究认为，城市的初始状态、区位、空间聚集水平、产业结构效益与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化效率起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口要素和政府的作用却限制了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78]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可城市化发展的多元机制论。

3.关于城市化定量测度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如何测度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体上看可归纳为两种测度方法: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79]

(1)单一指标法。这种测度方法通常以城市人口占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在具体测度时，需要辨明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非农人口等概念与城市人口的联系与区别，准确把握城市人口的内涵和外延，所以需要对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比较准确地测度城市化水平。如张庆伍(1989)、徐庆凤(1991)、辜胜阻(1991)、刘传江(2004)等人都曾提出了对城市人口统计和城市化水平测度的修正方法。

(2)复合指标法。城市化水平除了反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高低外，还应体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城市经济效益、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体系结构和布局合理程度以及城乡关系协调程度等内容。所以，要想准确而全面地测度城市化水平，需要构建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一方面，不少国内学者做了探索。如林泉(2001)运用因子分析法建立了城市化综合性指标，^[80]代合治、刘兆德(1998)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中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复合指标体系，^[81]张耕田(1998)按照德尔菲法的思路建立了城市化水平指标体系。^[82]

国内学者近年来还特别研究了新型城市化的定量测度问题。^[83]如牛文元(2009)认为新型城市化科学度量包括三个有机统一的本质元素，即城乡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应建立包括上述三方面元素的新型城市化指标结构框架。^[84]吴江(2010)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人口转移、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方面构建了影响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指标体系。^[85]刘静玉(2010)等人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模型，分析了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空间演变格局。^[86]陈映雪(2011)等人构建了“经济—社会—环境—科技创新”中小城市评价模型。^[87]李文正(2013)从人口、土地利用、经济、社会和生活城镇化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陕南3市和西安市进行了测度。^[88]曾志伟(2012)等人从新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构建了环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度评价模型。^[89]王兴平、李迎成(2013)将城镇化率高于50%、人均GDP高于6000美元、第一产业比重低于10%和城乡收入比小于3作为进入新型城镇化的门槛值。^[90]牛晓春、杜忠潮、李同昇(2013)构建了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居民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对陕西10个省辖市进行了分析。^[91]赵永平、徐盈之(2014)从经济基础、社会功能和环境质量方面对30个省市区开展实证分析。^[92]杜忠潮、杨云(2014)构建了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居民生活质量等评价指标体系。^[93]

4.关于城市化速度的研究(www.daowen.com)

对城市化速度和质量的探讨也是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中国城市化速度问题，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94]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速度过快，应当适当控制。如周一星(2005)认为，城市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比较正常，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多年的1.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他还指出0.6～0.8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95]陆大道(2007)等人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一个空间扩展失控状态:城镇化速度虚高，特别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水平及就业岗位增加不能适应如此冒进式的城镇化；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从国内外经验对比来看，从20%到40%的城镇化率，英国经历的时间为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苏联30年，日本30年，我国是22年。^[96]周迪(2007)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城乡差距拉大和郊区发展的严重滞后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他认为尽快采取措施抑制盲目追求城市化速度的冲动，防止累积更多隐患，或已成为当务之急。^[97]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且滞后，应当加快城市化进程。如蔡昉(2000)认为，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扩大需求的长期战略，而利用政策手段对户籍制度作出一定的调整，使目前的部分流动人口市民化，也能够取得刺激需求的近期效果。^[98]杜鹰(2001)认为，新世纪初的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实施城镇化战略是稳定农业基础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内在要求。^[99]蔡继明(2007)等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别的途径，不是建设新农村，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100]洪银兴(2008)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钢材和建筑装潢材料价格走低，“意外”地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因此是一个加快推进城市化的绝佳时期，此时如果能够启动农民的需求市场，城市化将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01]王建(2009)认为，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102]

5.关于城市化质量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化的质量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质量状况良好，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严重的“城市病”。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包括章光日、顾朝林(2006)^[103]、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104]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城市化表现出不少“病态”特征，质量状况欠佳。这是关于中国城市化质量问题的主流看法，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叶裕民(2001)^[105]、孔凡文、许世卫(2005)^[106]、王恩哥等(2007)^[107]、赵泽林(2008)^[108]、陆铭、陈钊(2004)^[109]、王国刚(2010)^[110]、魏后凯等(2013)^[111]、吴垠^[112]等。

6.关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研究^[113]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到底是“滞后城市化”还是“过度城市化”，抑或是“适度城市化”，国内学者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如周干峙、吴良镛、陆大道等主张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而反对照搬西方模式、搞美国式的城市化。^[114]简新华、刘传江(1998)认为中国既不能搞“过度城市化”，也不能搞“滞后城市化”，而应该是“适度城市化”。^[115]姚士谋(2004)等人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多元化集约型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模式。^[116]张鸿雁(2007)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总体模式应当是“制度性投入”城市化模式、以大城市为主的循环社会模式、“人与自然和谐”新型城市经济模式、“世界经济反射中心城市”模式。^[117]

7.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118]

第一，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国内学者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如周一星(1995)^[119]、许学强、朱剑如(1988)^[120]、张宏霖(2003)^[121]、高珮义(2004)^[122]、成德宁(2004)^[123]、周文、余志斌、连洁(2007)^[124]等学者分别利用世界上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论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第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研究。李秉仁(2000)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指标进行处理分析时，得出了经济的发展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原动力的结论。^[125]程开明(2007)指出，经济发展可以带来需求的增长和变化，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导致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促进了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126]

第三，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李秀敏(2006)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他们还基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得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即城市化对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更显著。^[127]王婷(2013)研究了人口及空间城市化对以消费、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城市化通过消费传导加速了经济增长，空间城市化通过投资传导也使经济有明显提升。^[128]喻开志(2014)等人还探究了城市化的各个部分对经济的作用，如人口、产业以及卫生城市化、居民消费城市化、教育城市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的高低都是正相关于经济增长的，且居民消费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129]

然而，蔺雪芹(2013)等人则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源特征并不明显，更多是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增长。^[130]无独有偶，张泽、胡日东(2014)指出，城市化并不总是推动经济的增长，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1978—1987年是缓慢提高期，1988—1992年是快速提高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值大幅度提高，第三阶段是边际值上升速度最快的激增阶段，从1992年开始到1996年结束，而从1997年开始到2003年，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的边际值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之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的边际值一直处于上升状态。^[131]还有一些学者在关注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分析它是否也缩短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刘志敏(2013)通过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持续扩大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132]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数量的不断增多，产生了很大的聚集经济效应，最终带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战明华、许月丽(2006)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133]阳立高、廖进中(2009)收集了我国1983—2006年的人均GDP、城市化率、工业化水平和农业产业化的有关指标，并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分析，最后得出当前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134]段瑞君、安虎森(2009)通过软件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最后得出我国城市化率每上升1%，就可以带动GDP上升11.65～11.85个百分点。^[135]王建(2010)指出，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尚有待恢复，我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外贸的增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应当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用扩大内需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136]陈可嘉、臧永生(2011)等人收集了福建省2000—2009年的有关数据指标，并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已成为促进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