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并没有明确使用过城市化道路一词，但他们关于城市化的实现和城市问题的处理的研究，很多是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的，这些研究成果可视为他们对城市化道路的理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并开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这些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进行探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不会有什么显著差异，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会像发达国家一样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些学者，如钱纳里、库兹涅茨等，甚至运用跨国比较研究论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此证明发展中国家会重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该时期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实践也验证了城市化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伴而行。该阶段一些学者也对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展开了研究，如戴维斯(K.Davis)和戈登(H.Golden)研究了发达国家城乡人口变动和经济社会条件、生活方式的差异等；高尔(A.J.Coale)和胡弗(E.M.Hoover)、布里斯(Breese)则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原因与结果进行了探讨。劳瑞(I.S.Lowry)对城市住宅问题、贫困问题和“过度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特征和城市问题进行探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偏离了预期发展轨道，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导致人口城市化水平大大超前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病”等城市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并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和归纳，以“过度城市化(over urbanization)”“无工业化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without industrialization)”“无发展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without development)”等词来描述与发达国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此外，西方学者还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差别，比如托达罗(M.P.Todaro，1976)、普雷斯顿(S.Preston，1979)等对世界范围内的城乡人口增长模式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和城市地域扩张等所造成的城市人口增长进行了研究；凯利和威廉姆森(A.C.Kelly＆J.G.Williamson，1984)对城市转型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工业区位的相互作用等进行了探讨；布莱恩·贝利(Brain J.L.Berry，1973、1981)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差异做了研究；弗雷(W.H.Frey，1988)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进行了研究。(www.daowen.com)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重新审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逐渐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水平的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契机。同时，西方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比如，塔弗(J.D.Tarver，1995)对非洲人口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做了系统的阐述；克拉克(D.Clark，1996)提出了“城市世界”的观点，认为世界正在变成城市地区；哥济马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分为政府控制型城市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等不同的类型；^[54]布劳克夫(M.Brokerhoff，1997)特别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琼斯(G.Jones，1997)则对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的城市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等。这一时期，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性组织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对20世纪70年代的“反城市化”观点提出了批评，主张通过城乡均衡发展政策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来促进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总之，国外学者通过综合归纳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以及理论与实证结合的分析方法等，系统地研究了城市化道路的形成机理和特征，深入剖析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原因，研究了各种城市化类型，等等。这些研究为发展中国家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探寻符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