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城市化含义的研究

由于城市化研究具有多学科性以及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如何定义“城市化”，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至今仍然莫衷一是。^[1]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城市化一词最早由西班牙城市规划设计师赛达提出，他认为城市化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地域面积不断延伸的过程。^[2]但也有学者认为，^[3]早在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及城乡分离和城市发展时就明确使用了“城市化”这一概念，并提出了“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的论断。^[4]然而，究竟什么是城市化，国内外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城市化是一个涉及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内容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不同学者纷纷从各自不同的学界视野给予了不同的解释。

经济学从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过去一个半世纪内的城市化，主要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的产物，这些技术变革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一个大规模的工厂含有一个稠密的人口社会的意思，也就意味着劳动人口，从而从属人口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又意味着经济投入的增长。^[5]又如沃纳·赫希认为，城市化是指从以人口稀疏并相当均匀遍布空间、劳动强度很大且个人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具有基本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6]

人口学对城市化的定义是，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及其带来的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如赫茨勒指出: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地区流入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7]威尔逊在《人口辞典》中把城市化界定为:“人口城市化即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8]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克拉克(C.G.Clark)则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9]

社会学则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产生、发展及传播的过程。如著名美国社会学家沃思指出:城市化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全过程。^[10]

地理学对城市化定义是，城市化是人口、产业等由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和集中过程。如日本著名地理学家山鹿城次指出:“现代的城市化的概念，据我看应该包括这四个方面:①原有市街地的再组织、再开发；②城市地域的扩大；③城市关系的形成与变化；④大城市地域的形成。”^[11]

伴随着城市化实践的发展和城市化研究的逐步深化，以及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城市化的定义越来越呈现出综合性和多层次性，学者们提出了一般城市化、狭义城市化和广义城市化的观点。^[12]所谓一般城市化，是指“由于机械文明的发达推进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由此而同时发生的地域和社会的变化”；所谓狭义的城市化，“就是由于现代产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质变”；所谓广义的城市化，“就是在聚落或者地域中城市的因素逐渐增大的过程，而且是从城市产生的影响在聚落和地域的内部越来越显著的过程”。^[13]罗西就是从综合性角度给城市化下定义的。罗西认为城市化一词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①城市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②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③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④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提高的过程。^[14]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I和城市化II。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15]英国学者哈维^[16]以及美国学者卡斯特尔^[17]等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着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至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其城市化进程。纵观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城市化既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聚，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协调城乡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自然环境友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城市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城市化与城市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18]

2.关于城市化动因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角度来研究城市化的动因:^[19]

第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工业化论和产业革命论。根据这一理论，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接着是工业的扩大，然后是工艺专业化的扩张，工厂和新机器的结合产生了规模经济。反过来，它又导致了工厂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带动了运输业、工业服务业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因为所有这些只能在城市环境中提供，所以城市也加快了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20]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指出，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的聚集经济，从而企业大量的聚集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21]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流动与配置，是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化过程，劳动力完成产业之间的转移的同时也完成了地域上的转移，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累积论”提出应当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那些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城市经济学家巴顿(1976)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的经济学成因，认为城市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22]城市化的加速，不仅驱使人们离开土地，而且同时又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工业技术的变革，促进了耕作技术、食物保藏和运输方面的进步，使得城市及其产业的发展有了食物上的保障。自动化时代的到来，加强和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并从那些工业化城市发展成为美国的现代化大都市地区和联合王国的组合城市。^[23]

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问题是研究城市化动因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许多学者对此有论述。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等人的推拉理论，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口迁移理论，托达罗(M.P.Todaro)的城乡人口迁移理论，库兹涅茨(S.Kuznets)的人口迁移理论和刘易斯(W.A.Lewis)等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其中，推拉理论最为著名，因为它最能全面地解释人口城乡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拉理论认为，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受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的影响:农村内部的推力和来自城市的拉力。农村内部的推力主要包括农村较低的收入水平、不合理的土地租佃制度、农产品不利的交易条件等；城市的拉力则是指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较佳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等。

二是农业剩余产品论。该观点认为，城市化的界限一般取决于该国的农业生产力或该国通过交通、政治或军事力量从国外获得粮食的能力。虽然一些现代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足够的粮食，但就全世界而言，在第一产业生产力上是否有余力，仍然是城市能否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大多数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如松巴特、芒罗、沃伊廷斯基等人。^[24]

三是劳动分工论。有学者指出:“劳动分工就是城市经济组织的基础。”^[25]他们认为，只凭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有了剩余的粮食，并不一定会导致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因为还必须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这是因为城市是第二、三产业的集聚地。因此，如果农业生产大幅度增加，而全社会人口都从事农业生产的话，城市化还是不可能产生。换言之，社会分工是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前提。^[26]

四是科技进步论或科技革命论。这种观点认为:“科技进步是城市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27]当然持此观点的学者并不认为科技进步或科技革命是城市化的唯一因素，只不过是特别强调了科技进步对城市化的重大推动作用，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尤其如此。(www.daowen.com)

第二，从个人意识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持此观点的学者在研究城市化的动因时，不仅考虑了物质因素，而且还探讨了人的精神因素。有的学者甚至特别强调精神因素，即人要求获得充分自我实现的欲望对城市化的重大推动作用。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把中世纪以后的城市看作是强烈的个人意识发展的中心。他认为，人们作为平等的个人在公事往来中相互制约；层次相同的人在经济社区中有同等的义务和权利；他们作为“公民”，在新的城市法律面前成了平等与“自由”的成员，摆脱了从前贵族所实行的那种传统等级制度的封建枷锁。^[28]正因为这样，城市才有了巨大的吸引力，农村人口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大量的工业家、艺术家、各类专家也不断涌入城市。帕克指出，“总之，每个人都会在城市环境中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道德气候，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我猜想，许多乡下的青年男女放弃他们安适的乡间生活跑到城里来正是出于这种动机。而这种动机的基础，并非完全是追求利益，甚至也不是要追求情感，倒是追求一种更本质、更原始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施展自己本领的机会”。^[29]

第三，从综合视角研究城市化的动因。从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动因是复杂的，它会随着历史时期、地域、国度、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个人的理论观点也会影响其对城市化动因的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促进城市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技术方面的，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还有人口规模和环境特征方面的，到底是何种因素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是难以确定的。持该观点的学者从粮食生产、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利用技术、社会文化变迁、环境与人口以及城市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论述了城市化的动因。同时，他们也注重对不同历史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动因的主要差异进行研究和分析。^[30]

3.关于城市化衡量的研究

国际上一般用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level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这种衡量方法因存在明显缺陷而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如约翰逊(J.H.Johnson)认为，用这种方式衡量城市化难以准确反映城市的规模状况，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少，而且也只有一些小城镇，以这种方法衡量得出的城市化水平也可能较高。此外，这种衡量方法难以准确反映城市增长的过程，因为如果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同时在增长，城市化水平也不会有显著提高，哪怕城市增长的绝对量实际上可能相当大。故此，一些学者就采用复合性指标来衡量城市化，以克服上述单一指标的缺陷。如吉布斯(J.P.Gibbs)还加上另外三个指标来度量城市化，这些指标分别是城市的数目、绝对的城市人口数量以及不同规模等级中的城市人口分布。阿瑞加(E.Arriga)则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指标来度量城市化水平:程度、速度、分布、集中与分散、增长的成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比例)，而且还设计了有关定量计算的方法。^[31]

4.关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研究

不同国家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总体上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般都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规律，即城市化初期、城市化中期(加速)和城市化后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用一条被拉平的S形曲线来描绘城市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处于S形曲线的左下段，是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化水平超过10%时，城市化步伐加快；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加速阶段，处于S形曲线的中间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工业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城市化水平也相应大幅度上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减缓，并进入城市化进程的第三阶段——城市化后期阶段。这一阶段处于S形曲线的右上段。在这一阶段，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迁移到城市，减小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大大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城乡差别也逐渐缩小，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处于这个阶段)，直到最后城乡人口转移达到动态平衡。^[32]

日本学者今野修平把自产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城市化；第二阶段特大城市化；第三阶段特大城市群化。^[33]另一位日本学者山田浩之则把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三个阶段分别是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六个时期是:①绝对集中的城市化时期；②相对集中的城市化时期；③相对分散的郊区化时期；④绝对分散的郊区化时期；⑤绝对分散的逆城市化时期；⑥相对分散的逆城市化时期。^[34]

5.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古典经济学家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城乡之间的发展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如亚当·斯密曾指出:“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他还指出:“都市的增设，决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35]

但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重要思想却被以要素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和外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理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使得城市化长期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外的边缘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引入知识外溢、内生技术进步、分工和专业化、集聚经济、收益递增等重要概念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以卢卡斯(Lucas)、克鲁格曼(Krugman)、亨德森(Henderson)、藤田昌久(Fujita)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研究了知识外溢、收益递增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根据对聚集经济效应的不同处理方式，经济学界形成了三类和城市化相关的经济理论模型:^[36]

第一类是外部性城市增长模型，其主要特征是将产业的外部性规模经济作为城市聚集经济的基础，并把聚集经济效应当作“黑箱”来处理，构建起希克斯中性的城市生产函数，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构建起模型，其代表是Black和Henderson(1999)的内生经济增长的城市化模型。^[37]第二类是“中心—外围”模型，其主要特征是引入了制造业产品在消费和生产中的多样化效应，以及市场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所导致的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效应，强调了企业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移民的相互作用在经济空间聚集和城市形成中的作用机制，其代表是Krugman(1991)的新经济地理模型。^[38]第三类是超边际的城市化模型，其主要特征是假设每个经济主体都是“消费者—生产者”，消费的多样化和生产的局部性边际报酬递增，导致了经济决策的均衡解只能是角点解，并且在不同的交易效率下会导致不同分工结构的产生，而城市的形成是当其交易效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分工结构在空间上的表现，其代表是杨小凯(1998)的城市化模型。^[39]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得到学术界的关注。^[40]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贝利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1965年他选用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证明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1]H.钱纳里等(1988)利用1950—1970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数据，发现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上，有相应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化水平相对应。^[42]卢卡斯(1988)依托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考查了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43]Moomaw和Shatter(1996)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化率随人均GDP、工业化程度、出口及外国援助的增长而上升，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下降。^[44]Henderson(2003)利用不同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计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取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45]Davis和Henderson(2003)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出S形曲线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城市化水平上升较慢，接着快速提高，达到一定水平后变动幅度不大。早期及中期阶段的城市化主要由国内经济结构变动、技术进步所决定，政府政策通过影响经济部门构成而间接影响城市化。^[46]

也有一些学者对城市化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持续和稳定的正相关性表示怀疑。^[47]如Herrmann和Khan(2008)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双向框架(dynamic dual framework)，并且结合非洲国家数据的实证结果，指出城市化的进程并未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就业的生机和收入的稳定增长；Poelhekke(2008)也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自1980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在这些国家20多年的发展中，城市化演进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城市化为这些国家带来的根本不是经济和就业的增长。^[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