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人力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已经涉及多个行业和领域。不管投资何种行业,企业都应该尽可能规避在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尽量减少财务方面的损失和人员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港口布局,比其他行业面临的风险更大。从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港口分布情况来看,几乎遍及全球,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风险也会有所差异,企业只有认真研判这些风险,才能够规避风险带来的损失。总体来看,企业在海外港口布局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大国博弈的风险、安全风险、法律风险、文化风险和媒体舆论负面报道的风险等。

第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港口所在国的政局变化、战争和社会动荡等造成的项目延期、财产损失和相关人员伤亡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港口布局几乎遍及全球,不同区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存在巨大的差别。譬如,中国在局势动荡的中东所投资和建设的港口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与印度洋沿线港口的风险就不同。中东地区一直以来是恐怖主义的栖息之地,特别是近年来的叙利亚局势升级,美国联合英法等大国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增加了安全隐忧。再如,埃及在2011—2013年两年之内三次政权更迭,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一个国家政权的频繁更替将会为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增加许多不确定因素,上一届政府所签订的协议可能被下届政府所否定。正如巨石集团副总裁项茹冰所说:“一个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影响非常重要。在巨石玻璃纤维投资项目启动之初,遭遇了埃及政坛剧烈动荡,政权更迭一度给项目建设蒙上阴影。”^[2]相比而言,中国企业在欧洲以及北极航道的港口投资和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相对较低一些。

第二,大国博弈的风险。大国博弈主要是指大国之间为了其国家利益产生了不一致的看法。从港口布局和建设的视角来看,往往存在大国一方为了其利益遏制另一方在该区域进行港口投资和建设。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港口同样也面临如此的风险。譬如,中国在印度洋沿线投资和建设港口就面临着美、印、日等大国的干扰。再如,长期以来的马六甲困局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案例。关于大国博弈造成项目无法实施的典型案例还有孟加拉的吉大港和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吉大港由于美、印、日等国的介入,迫使孟加拉不得不取消了原本计划由中国来开发的港口科克斯巴扎尔的索纳迪亚港。印度在2016年2月批准1.5亿美元贷款来发展伊朗的恰巴哈儿港。正如相关媒体报道,印度大举开发恰巴哈尔港形成了对巴基斯坦的挑战,也是对中国开发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回应。

第三,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是指因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各经济实体在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时,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建设港口的过程中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有汇率风险。譬如,企业在并购融资方面需要考虑汇率波动可能造成的利润损失,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经济欠发达、币值较“软”的国家投资,防范汇率风险是我国企业时刻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务。^[3] 譬如,2016年3月14日,为了缓解外汇短缺的压力,埃及央行立刻宣布“采取灵活的汇率体制”,使得埃及镑当日贬值13%。汇率波动主要体现在“外币借款”和“应付账款”上,当汇率上涨时,企业在支付货款时将高于原先的货款,而汇率下跌将在企业货款结算时同样蒙受损失。

第四,安全风险。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建设港口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传统安全的风险,同时也要考虑非传统安全的风险。这两类风险集中发生的区域主要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中东地区常年战争不断,是宗教矛盾和恐怖主义的主要发生场所。我国企业在中东投资的港口少则10多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投资的金额巨大,一旦遭遇战争或者恐怖主义,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这些地区除了考虑资金上的损失,对中国企业人员在该地区的人身安全问题也要进行充分的考量,尽量避免卷入该地区的战争和恐怖活动之中。(www.daowen.com)

第五,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主要包括港口所在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风险、中国与港口所在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所带来的风险、港口所在国为了提高本国劳工比例临时修改法律的风险等。第一种法律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根据2015年非政府组织的统计,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多数国家的法治指数偏低,譬如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伊朗、埃及等国家分值偏低,而这些地区也是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港口建设的重要区域。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在遵守法律、执法和司法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第二种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不同的法系之间存在差异所带来的困扰。从目前我国投资的港口所在国来看,主要包括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伊斯兰法系。不同法系之间在司法和执法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不了解这种差异将可能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遭遇相关法律的风险。第三种法律风险的典型案例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中远集团从2009年开始与希腊谈判关于比雷埃夫斯港的建设,但一直到2016年该港口才竣工。之所以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主要原因就是港口所在国希腊为了提高和改善国内就业情况,临时修订本国的劳工法律,严格工作许可制度,采取员工本地化比例,限制投资者对人才的使用。^[4]

第六,文化风险。文化风险主要是指中国企业对港口所在国的宗教信仰、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受教育水平以及民俗风情等方面的不了解或者触犯了相关的文化禁忌所带来的风险。如果企业在海外进行港口布局和建设对这些风险不进行充分的了解,很有可能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产生冲突,招致项目的中断。关于该风险的典型案例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中巴签署的关于瓜达尔港的协议导致在巴基斯坦国内引发部分不满情绪,被很多巴基斯坦民众指责为“不平等条约”。这种不满情绪曾让项目遇到了一系列的波折,影响了项目的进程。

第七,媒体舆论负面报道的风险。媒体舆论的风险主要包括:歪曲事实、将事件扩大化、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譬如,2017年7月29日,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正式获得对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的特许经营权。紧接着英国媒体路透社报道,美国、印度以及日本媒体对此事表达了担忧,担心中国会在此港口开展“可能的军事活动”,使其变为“中国海军军事基地”。^[5]印度媒体对此担忧更甚,不愿看到自己周围一个重要港口被中国“控制”。报道称,“这笔交易可能会引起印度国防安全上的隐患”。2018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中国成为海上超级大国的雄心比以前要大得多”。这些媒体的负面报道对我国在海外的港口布局和建设无疑增加了许多不利的因素。

当然,中国在海外的港口布局和建设不仅仅包含以上所提及的七大风险。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面临着如下的风险:气候风险(譬如,北极航线)、投资回报率的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