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是企业选择投资对象国,确保预期收益,在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权衡标准之一。在美洲地区,阶层矛盾、公共安全与社会沟通问题是中企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其中拉美国家表现更为突出。

第一,拉美社会阶层矛盾频发。目前,拉美国家政府在收入分配、教育、就业等问题上的政策不到位,导致国内贫富分化差距依然较大,社会不平等严重,社会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贫困阶层之间经常爆发尖锐矛盾。拉美地区民众普遍对国家社会建设现状表示不满,著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2016年对拉美19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回答“哪些方面对于国家发展最为重要”的提问时,拉美民众选择“社会政策、社会包容和贫困”“环境和气候变化”“性别平等”“交通、能源、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比重均超过40%。^[7]在浓厚的拉美民粹主义影响下,集体抗议、示威游行、工人罢工等直接参与方式成为民众反映利益诉求的常态化现象。在委内瑞拉,自马杜罗总统2018年5月成功连任以来,行业工人、退休人员等社会阶层多次抗议政府公共服务短缺、恶性通货膨胀等问题。2018年5月下旬,巴西卡车司机协会在桑托斯港口发起无限期全国大罢工,要求政府减少柴油和汽油税。这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严重影响了圣保罗等多个中心城市的交通运输,造成多个港口的物流中断。

第二,拉美公共安全状况堪忧。在多数拉美国家,敲诈勒索、绑架凶杀、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从2018年全球犯罪率指数国别排名来看,前20位高犯罪率国家中拉美国家数量占据一半,拉美安全形势依然处于高度危险状态。^[8]由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组成的“北部三角”,凶杀率高居世界前列,“在中美州,各种犯罪行径,尤其是暴力犯罪行为破坏社会稳定、阻碍经济活动,恶化投资环境,迫使政府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执法而非经济生产”。^[9]在安第斯山和亚马逊地带的“银三角”,毒品生产、贩运和走私活动兴盛,运输沿途国家(包括毒品消费大国美国)的社会治安深受暴力冲突困扰。拉美地区恐怖主义屡禁不止,多与毒品交易获得经济来源的关系密切。在墨西哥,贩毒集团势力猖獗,为了控制毒品市场,卡特尔组织帮派之间地盘争夺日益白热化。在哥伦比亚,虽然前总统桑托斯已经同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和平协议,但目前境内仍剩余非法军事组织“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不时对平民、警务人员等制造恐怖袭击。总体来看,拉美社会安全局面不容乐观,这一不安定因素削弱着拉美国家改善营商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努力,使中资企业投资建设面临复杂的安全隐患。(www.daowen.com)

第三,中国与拉美社会沟通隔阂存在。中国与拉美地区相距遥远,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与拉美“民心相通”进展缓慢。“中拉关系的最大问题是双方相互了解不深不透”。^[10]纵观近年来中资企业在拉美投资遇阻的案例,因缺乏对拉美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当地舆论、社区关系等方面的足够认识,企业秉持政府出面解决等惯性思维进入拉美市场,忽视了同社会力量的沟通交往,遭受到劳资关系紧张和工人罢工、非政府组织和周边土著居民抗议项目执行等诸多挑战。这些负面情况出现,调动起拉美民众对一切外来者的警惕态度和不信任感,需要中企在今后的投资经营中予以特别重视。当前,伴随中国与拉美经贸迅速发展,拉美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上升,但疑虑和恐惧心态也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不断助长,社会内部“既盛行中国机遇论,又流行中国威胁论,既对中国充满期待,又对中国充满担心,导致中国在拉美国家左右不是,产生所谓拉美对华认知悖论”。^[11] 这一矛盾认识对中资企业的拉美投资建设带来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如何正确处理好企业同社会的关系,实现企业利益与当地社会利益的统一,是企业“走出去”扎根成长必须解决的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