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应对所谓的“能源危机”不是发展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理由

一直到现在为止，在国内业界几乎是异口同声：“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应对我国能源危机和保护环境的需要。”在这里，人们把应对“能源危机”放在首位，如此立论，乍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若作仔细分析与推敲，则此论断既不准确也不科学，不符合当今世界和我国的客观现实。在这里，所谓的“世界能源危机”，“能源”是指传统的化石能源，狭义地看，就是指“石油危机”。由于汽车使用的是石油提炼而成的汽柴油，汽车界所称能源危机自然就是石油危机了。基于广阔深远视野，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总有一天会衰竭，迟早会呈现危机，但绝不是当前，21世纪内恐怕人们难以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假如从大能源观出发，把诸如太阳能、风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也纳入观察问题的视野，那么世界就根本不会有“能源危机”这回事。

关于“石油危机”，世人至少已经议论了几十年。笔者清楚地记得，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开始跟踪研究世界清洁能源汽车发展时，所浏览过的大量文献就称，地球上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仅够人类使用40～50年。如今，20多年过去了，有关的论文仍如此说，这实在是以谬传谬。做如此推断者所犯的一个明显错误，就是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变动着的石油储量问题。近年来，美国页岩气（油）革命的兴起最能说明该问题。过去很长时期，美国国内的石油供应甚是依赖中东地区等石油市场，此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在世界能源市场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而眼下，美国不但实现了油气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对外出口（例如向日本出口）。这无疑给世界石油市场造成重大影响。近期，全世界都在热议油价持续走低，各种观点都有，诸如“政治阴谋论”“世界经济疲软论”等。笔者并不否认其中的说道有合理之处，但总觉得未点到根本上。笔者认为，从长久时段来观察，国际油价走高是大体趋向（至少在清洁可再生能源未成市场主流之前），但就近、中期（例如约20年或更长久些）而言，油价将会持续维持较低或不太高的水平。这主要由两个根本因素决定，即“市场供大于求”和“石油储量保持稳定”，也就是客观上并不存在的“能源危机”大背景。关于“供大于求”，人们也不能片面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总体而论，近年全球经济仍在增长，虽然表面看增速不高，但增长的质量却提高了。由于节能技术的大量应用和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世界化石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并未随经济总量的扩大而加快（在不少国家与地区更是呈下降趋势）。至于世界石油储量（甚至是预期储量），对国际油价的变化趋势影响不可小觑（其间，既有物化影响，也有心理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勘探和开采技术的进步，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石油仍不断有新的储量被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消费而出现的缺口，这不仅已被美国发现丰富的页岩气资源所证实，而且被世界若干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新探明巨量的油气储量而得到佐证。例如，2015年8月30日埃及石油部发表声明称，该国近海海域发现迄今地中海范围内最大天然气田，面积约100km²，潜在储量为8500亿m³，可满足埃及今后几十年的需要。过去三年，我国在陆地和近海多处发现了大（或特大）型油气田，新增石油探明储量近40亿t。另据国土资源部2015年5月6日公布的最新数字，我国天然气资源量增长迅速，地质资源量68万亿m³，可采资源量40万亿m³。与200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3万亿m³和18万亿m³，增长了94%、82%。该部新公布的全国石油地质资源量1085亿t，可采资源量268亿t，与200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20亿t、56亿t，增长42%和26%（见2015年5月7日《经济时报》）。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页岩气资源也十分丰富，不仅在四川涪陵探明了大型气田，而且在湖北恩施地区也发现了多个开发前景巨大的气田，难怪当地人直呼自己就睡在大气田上！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地球内部深处物藏结构很复杂，其真相还远未被人们认识与了解。不光是过去没有因资源枯竭而真正发生过“能源危机”，就是今后（至少在近、中期内）也不会发生。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2014年世界能源报告》称，以2013年年末剩余的已探明储量和2013年总消耗量来计算，世界石油还可再用约50年。这与上述提及的20多年前的结论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见，所谓的“能源危机”论并不成立。

（2）化解生态环境危机是新能源汽车的最重要使命

如上所论，既然不存在能源危机，将来也未必会发生如此的危机，那么，人们是不是就可以大肆挥霍石油，不需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世间万事万物皆受某种规律支配，不是被某种原因所左右，就是被另外的因素所限制，不存在所谓“无法无天”的事。当下的现实状况是，正是由于人类（尤其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与地区）近200年来大量（毫无节制地）使用化石能源，严重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导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球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制约与障碍，也是损害（破坏）人们幸福生活最主要的负面因素之一。可以这么说，当下，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生态环境危机要比发达国家与地区严重得多，我国则比世界平均水平更严峻（例如，据国家气象局公布的结论，我国气候变暖的幅度是全球平均幅度的两倍），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以下先看看全球的普遍情况，然后再考察我国的现状。

2015年2月6日，美国白宫发布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勾画出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剩余时间里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在笔者看来，这份报告与过往相比，有一个很值得关注与深思之处，就是把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暴发等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需要应对的日益紧迫的重大挑战。美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强大国家，面临的境况尚且如此，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据有关文献称，世界多名著名科学家2009年曾在一个共同研究项目计划的框架下，定义并量化了地球生态环境可承受的九条安全界线。2015年1月初，美国《科学》杂志刊文称，根据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人类自身活动已经越过其中的四大“生态极限界线”，它们分别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和生物化学地球循环等生态警戒线。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正常运行状态，使人类陷入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英国地球系统学者最近通过长期研究更是发出警告，生态如此被破坏或致人类文明终结（见2015年3月3日《参考消息》）。这个结论绝非耸人听闻，就是在很多人的生理器官客观感受中也能获得某种佐证。据美国和印度的有关科学家长年跟踪观察研究，世界城市区域热浪近年愈发汹涌，极端炎热夜晚的数量显著增加。世界气象组织2014年12月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4年全球气温可能再创新高（截止到发布报告时，已实测了该年度前十个月的温度变化数据），成为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据美国科学家发表于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月刊上的一项研究成果称，全球变暖正在更快发生，气候变化将加快至1000年以来不曾有过的速度（见2015年3月11日《参考消息》）。2015年7月21日，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发表通报称，2015年上半年，全球表面平均气温又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见2015年7月23日《科技日报》）。按照美国海洋学家的不间断观察研究，2015年新年伊始测量记录的第一天，全球CO₂浓度水平就超过400×10-6（即百万分率）。据学界的普遍看法，CO₂浓度破400×10-6被视为地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危险境地的一种警示信号和标志；超过400×10-6界线越多，地球升温就越高，气候变化越趋剧烈，后果就越严重。这一研究推论与前面提及的世界气象组织相关报告结论基本吻合。说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于2015年1月《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称，当今世界海平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上升，导致人类在未来更难以适应气候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海平面上升速度骤然加快，每十年上升约3.04cm。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变暖而使北极与南极的冰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现阶段，发达国家与地区虽然空气污染没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尚能呈现“蓝天白云”的景象，但如果前者不诚心实意地去帮助后者治理污染，则被污染的空气迟早会漫延到地球整个大气层（由于地球引力作用，再微小的颗粒物质也不会扩散蹿升到太空中，而整个地球的大气层容量是有限的），最终，谁都难免空气污染之灾。最近，欧洲环境局发布的《2015年欧洲环境状况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该报告称，欧洲的环境状况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恶化，水和空气质量令人担忧……报告警告，欧洲如果想要达到自己的环境目标，就必须改变其生产和生活方式（见2015年3月5日《参考消息》）。2015年3月下旬，欧洲多地持续遭遇强雾霾袭击，再次给该地区敲响警钟。

针对上述种种的严酷现实，联合国于2014年12月2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发布了一份气候报告，以严厉的措辞警告世界，到21世纪末，温室气体排放必须为零，否则，全球变暖危害将不可逆转。该报告分析认为，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排放导致了气候异常变化；为遏止这一趋势，需要全面改用可再生清洁能源来为家庭、汽车和工业用电提供动力，再加上利用新技术吸附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专家们齐声呼吁：未来40年世界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重大负面影响，已给人类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提醒”——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比较适宜的气候，需要人们从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不是无动于衷。中英两国科学家就全球能源应用曾作过一项联合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有这样一句很值得深思的话：人类要想在未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那么“他”（现今在世的人们、人人）从今天起就要设立远大目标——改变引发生态环境危机的固有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有关我国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染与破坏的状况，笔者在《大质量观——中国汽车应有的质量理念》专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中已作了详尽论述。总的结论是，迄今，我国生态与环境遭到的严重污染和破坏是整体性、全面和全方位的，上至天空（空气污染）、下至地面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其他在此不做赘述，只对最近一段时间的最新认识和比较典型的研究结果略加介绍。2014年岁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而实际的情况要比官方公开的结论还要严峻。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在2015年2月初召开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指出，分析近一年来我国环境形势变化，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有了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据权威研究部门提供的情况，我国大气污染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环境容量的上限，超出50%～100%，如京津唐地区基本超出100%，长三角超出50%～100%，珠三角超出50%左右（见2015年2月5日《中国工业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称，中央对环境问题的判断是正确的，环境容量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从目前来看，先不要说发展，在一些地方，可能连健康生存都有问题。当下，环境问题已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原本触手可及，大自然赋予的是健康生存的“标配”，而如今却成了稀缺品，可以盼望而难以得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称，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还表现在环境重大事故高发、环境风险不断增加、民众的环境诉求趋于强烈、争取社会环境公平日益突出等问题上，环保压力陡增。据世界价值观协会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56.5%的中国公民现在把环境保护视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甚至希望不惜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和减少已成过量（度）的消费为代价。据国家环保部门公布的资料称，我国快速发展30多年，环保欠账太多，直接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带来极大安全隐患；2014年各级环保部门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多达471起，环境信访案件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加，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诱因（以上见2015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和2014年9月22日《参考消息》等）。针对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抗击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国家安全要事，其讲话与美国国防部的评估一致，后者认为气候变化是“威胁放大器”。中国官方并未像美国那样，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国防部和人民解放军视之为国防安全大事，气候变化已被列为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它所产生的巨大不良影响将威胁中国国防战略项目和国防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见2015年8月17日《环球时报》）。

《科技日报》2014年12月22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整个社会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下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巨大障碍和负面影响因素。有关学者撰文称，虽然不苟同有些媒体所发出的我国可能面临“环境亡国”的警告，认为言过其实（但人类历史上也确实有过因环境变迁而致某些国家消亡的事实——笔者注），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在中国的确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目前可以说是一个“环境弱国”。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但稍作以下改动与补充。“环境弱国”这个大致定性的称谓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二是环境问题正在起到全面削弱中国发展与进步成果、降低国力的负面作用。首先，环境问题消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综合各个方面的研究结果，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有些年份超过该比率），使国家预设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大打折扣；环境也使一些很想来中国投资兴业的外国企业和极想来中国旅游的人望而却步。其次，环境问题也在削弱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实际减少财富积累。现今，不少由国家投入巨大成本培养的科技精英与顶尖人才，因为国内环境污染以及子女教育和健康问题而移民国外，这实际上等于国家为别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培养人才，而留居海外的人才欲归国效力，却忌讳国内环境太差踌躇不前，长此下去，必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再次，环境问题全面损害广大民众健康，其恶果远甚于一百多年前英国以鸦片毒害中国。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统计，中国的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患者及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总数的30%、40%、50%、50%，大大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9%的比例，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此外，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关于我国环保现状的纪录片，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佐证。说到环境污染“弱化”全民健康，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至今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和了解，那就是有些污染并不会在人体内立即产生恶果，对家族、种族、民族的基因变异破坏可能要经历若干代才显现出来，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我国如果对此不加以深入研究和监测，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那么过几十年、百年乃至千年，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很难再采取补救措施。最后，环境问题还会削弱或降低中国作为大国的竞争力，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国际上有些学者还认为，未来，世界上强国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集中于教育、基础设施、法制程度和环境四个方面（包括前面提及的内容见2014年10月11日《环球时报》），笔者也认为有一定道理。如今，我国的生态环境危机远比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严重，例如，我国的污染排放强度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2～3倍。不少人说，我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资金、缺技术，如此说法也不能说不对，但从本质上看，我国现今最稀缺的是生态资本、生态财富，并且还不能从别的国家或地区买来。因为迄今为止，只听说可以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还没有听说过可以从别的国家引进“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有些人以粗放的GDP总量与别人作对比，沾沾自喜我国已超德、日，甚至已经或很快超过美国成为“天下第一”。其实，这些都是从表面或者说纯粹从数字上看出来的结果，实在没有多大意义。若作深入分析和观察，就知道这有多肤浅（或不靠谱）！而就那些极个别的不怀好意的“外人”而言，则是在“忽悠”我们。值得高度评价和赞扬的是，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则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该文件认为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不容乐观，总的认识是，资源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紧的约束，最矮的短板，是绕不过去的坎，国家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行生态环保（见2015年5月6日《人民日报》）。(www.daowen.com)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确认，尽管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我国乃至全球均不太可能发生所谓的“能源危机”，但由于使用化石能源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已十分严重，因此，仍必须大力发展和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众所周知，传统汽车主要使用石油提炼的汽柴油（不管其品质达到多高级别的标准），燃用之，必然产生有害的微颗粒物质及温室气体，这是无可置疑的常识问题。并且，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我国，传统汽车皆为石油消耗“大户”，这就意味着也是污染环境“大户”，主要的担责者。最近一个时期，业界一些人出于对汽车的偏爱，或者仅从本行业利益出发，说什么大城市出现的雾霾与汽车的过度或大量使用无关，或无直接关系，这不仅毫无科学实验根据，也违背科学常识。此种论调不是真爱汽车，而是在害汽车。对此，笔者在2012年10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拙作《从大到强——中国汽车可持续发展之路》中作了详尽论述。这里只引用以下结论：汽车尾气排放是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据国际有关研究称，一般而言，一辆采用普通尾气处理技术的轿车在常规使用情况下，一年排放的有害废气物质至少为其自重的4倍左右，即约4t；排放CO₂约3t，总计约7t。如今，全球在用轿车总量大致以10亿辆计，中国以近亿辆计。由此，粗略计算出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近乎天文数字，对环境的危害不言而喻。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进行的大气污染源解析结果也都显示，机动车尾气已经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主要污染来源之一（见2015年9月10日《湖北日报》）。如果用低排放乃至零排放的新能源汽车替代之，哪怕只替代一半或三分之一，减排的效果和效益也是不言自明的，“大地母亲”至少算是可以“松一口气”。从此角度看，人们对新能源汽车有极高的期待，它担负着破除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使命。

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国内外皆有人认为，包括FCV在内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机遇在于“高油价”。今日，人们应该与时俱进地修正这种认知。如前所述，未来时期世界油价未必都处于很高水平，若照此说法，则新能源汽车就没有发展“动力”了。其实不然，人们只要转换一下思维，从化解十分紧迫的生态环境危机的角度去审视，即使低油价也得发展新能源汽车。说到油价，假若把消费石油必然产生的生态环境成本也计算在内（例如，不是采取掠夺式而是绿色环保式开采和提炼原油，且制取出的不是低品质而是高品质燃油），那么市场上实际只有高油价而没有什么“低油价”。为了给新能源汽车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政府提高燃油消费税（或征收燃油税、环境税等）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尤其在低油价时）。笔者读到一则新闻，称2015年3月初开幕的日内瓦国际车展，弥漫着一股“传统汽柴油汽车重新繁荣”的所谓“乐观情绪”，原因是世界油价将持续维持低水平，“油老虎”车可能会“大行其道”。若果真如此，可不是好消息，这无疑是世界汽车业的大倒退。业界应保持高度的警觉，绝不能让新能源汽车事业夭折于“摇篮”之中。

（3）重视发展FCV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由以上分析可知，使用新能源汽车对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可以起到直接的作用，产生明显的效果。而在我国所称作的三大新能源汽车（即纯电动、插电式混动和燃料电池汽车）当中，按照本书所述纯电动汽车与FCV优劣势的比较结果，以FCV的环保性能最好，化解生态环境危机的效果也最好。基于这一根本认识，世界汽车界才有人将之定位为世界汽车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在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最大民生问题之一的当今阶段，着力发展最符合物质世界自然循环规律、（使用过程）排放真正为零（包括温室气体）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才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也是认真总结我国20多年来发展清洁汽车实践经验与教训和洞悉国际FCV发展新动向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为转变粗放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不科学的产业结构，我国政府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而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氢燃料电池汽车，更是节能环保产业。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支柱产业。这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积极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对我国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从“生态环保已成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首要理由”而引申的理论创新

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已成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尤其是FCV）的首要理由这一新的根本认识，若把视野再扩展一些，并以此审视国家的整个宏观发展谋略，那么就很有必要创新理论认识。如众人所知晓的那样，迄今为止，理论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据此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伴随着我国经济30余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受到很大破坏，可为人类所付出的能力严重透支，被污染程度、自身原始状态退化愈发危重。可以说，现在已危机四伏，“大地之母”着实不堪重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是生产力低下，受到种种束缚，难以为民众提供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话，那么当今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瓶颈或者说巨大障碍，则是生态环境的固有自然容量已达到其所能承受的上限（局部地区已超过或大大超过极限），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支撑，民众也不能赖以健康、安心、舒适、体面地生存。可以说，当下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需依赖生态环境的巨大支撑，与生态环境不堪重负，以及人民群众对饮用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空气、食用安全的食品、健康舒适环境的要求愈发强烈和迫切，与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染和破坏而呈严峻危机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视察时对同行的有关领导和人员说，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要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在海南考察调研时也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惠普的民生福祉。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在湖北调研时还说，青山绿水是最好的金山银山，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2014年3月在全国“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2014年11月，习近平在APEC欢迎宴会上致辞时表示，希望北京乃至全国都能够蓝天白云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很重要的内容。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已明确要求，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生态环境问题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2015年3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更是进一步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不达目的决不停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5日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又说：“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一定要严格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从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当然，治理要有个过程，如果说人一时难以改变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曾说，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再也慢不得，等不起，必须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迅速而全面地行动起来。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先要树立和落实正确的理念，统一思想，引领行动。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空间均衡的理念，山水林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见2015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领导对此的思想认识，我国要应对未来的生态环境风险，确保国家安全，顺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与时俱进地适时调整和修正过去那种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确立以旨在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为优先的发展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首先在理论上更新认识。如果确立了新的理论认识，那么我国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所遇到的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就能有针对性的得到解决，全党、全国人民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当然，涉及其中比较具体的问题，例如发展新能源汽车，尤其是大力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就更有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这个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新的理论认识，可用以下较为简洁的文字来表述，即“经济社会发展寻求有力的资源环境支撑与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其承载能力已达极限，以及人民群众对安全、放心、健康、自然、舒适、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与生态环境严重被污染和破坏而难以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个对我国将长期、普遍存在的矛盾的根本认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必将成为新时期指导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实践的思想指南，因此，应择机通过相应的程序写入党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