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述道理并没有过多的反对意见，因此就决定开始起草法案。但是，法律具体条文的制定却非易事。法案的名称，到底定为“公安保障法案”，还是“特别保安法案”，还是团体等规制法案等，有过诸多尝试。最终，为直观地表现出取缔的对象，决定命名为“破坏活动防止法案”。具体条文方面，作为政治手段实施明显的破坏行为属于犯罪——对于这一纲领性观点，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然而涉及到细节，便开始出现什么压制言论自由、政府公权力介入个人生活等反对意见。实际上，从1951年开始，直至完成立法的1952年7月之间，反复进行的反对运动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公权力的不当介入。换言之，其反对理由就是可能会发生对法律的恶意使用和滥用。

设立公安调查厅作为专门执行该法律的特别部门，给予其进行各种调查活动的权限。对于这一点，有舆论认为这意味着原来的警保局、特高警察等的复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也被指责为公权力的滥用和过度使用。不仅限于“破坏活动防止法案”，或多或少以取缔和限制为目的的战后立法受到攻击时，无一例外都会采用相同的论调。

我经常考虑，不只是“破坏活动防止法案”，带有治安性质的行政管理类的法律规定，理所当然都会或多或少包含有约束国民自由的内容。所以，如果因为存在滥用的风险而予以否定的话，《刑法》等一切以犯罪为对象的立法，都很难成立。而且，我最想呼吁世人关注的是：事实上，当时受到谴责和攻击的很多此类立法，后来都没有引发什么特殊问题而得以平稳实施，并为维护治安做出贡献。立法时进行谴责的知识分子们，恐怕今天连自己曾经进行过谴责这件事都忘记了吧。

回想补余：

回忆“二一罢工”事件——吉武惠市（时任劳动大臣兼厚生大臣）

1947年1月31日清晨，美军当局进入驻日以来的第一次战斗状态。目的是阻止“二一罢工”，哪怕诉诸武力。

31日下午4点10分，总司令部当局严令共同斗争议长伊井弥四郎及各产业工会委员首先播放停止罢工的广播：“如不广播即刻逮捕你们。”

对于“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不是敌人”的说法，现在的人们也许会很惊讶，但是1947年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的社会形势是：也许明天就会发生革命，人民政府马上将要诞生。

从结果来看，我认为，之所以发展成如此千钧一发的危险事态，是由于盟军总司令部的处理不当造成的。当时总司令部看到前一年5月“米饭获得人民大会”中日本共产党的暴力主义行为，宣称“不欢迎共产党”。实际上，总司令部却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日本共产党正是日本民主化的核心。

因此，从1946年10月前后开始，无论我们如何控诉“日本共产党操纵的工会将借新春之际企图罢工，这将是一场流血的革命”，总司令部一概不予理会，反倒警告我们说：“你们难道想要摘除民主主义的萌芽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趁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国有铁路、全国邮政工会和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政府机关工会率先组织“提高工资大罢工”。毋庸置疑，其幕后指挥者就是日本共产党。

总司令部劳动问题负责人是劳动课长科恩。他虽然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但性情乖戾，总是一副仗势欺人的命令口吻。无论我们几次三番提出建议，说明日本的特殊情况，他都以冰冷的表情回答。

第二年即1947年元旦刚过，我们将首相官邸作为总部绞尽脑汁商议避免罢工的方案。毋庸置疑，罢工的核心势力是以国有铁路、全国邮政工会为主体的政府机关职员、工人。他们成立“全国政府机关工会共斗委员会”，本部设在国铁。他们虽然表面上提出要提高工资水平，主张“以往的工资体系不能满足工人们的生活，必须提高工资”，但我们已经感觉到其实他们别有用心。

1月6日的日本共产党声明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党支持拥有260万成员的全国政府机关工会组织的罢工，而且我们呼吁全体民众，为建立民主人民政府而斗争。同时我党将竭尽全力，率先奋战。”

面对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政府也显得有些焦急，便委托中央劳动委员会进行斡旋，全力避免罢工运动。同时，我们每天都到总司令部报到，汇报情况。但是，科恩课长依然一副“胡说什么”的态度。向这种课长级别的官员汇报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外务省方面向司令部高级官员提出此事，但得到的回答也是非常冷淡：“劳动问题有负责的部门，应该和该部门负责人商议。”我认为，总司令部干部的这种态度将使大罢工的举行成为必然。(www.daowen.com)

这期间，“二一罢工”的相关准备顺利推进。11日召开罢工组织机构确立大会，15日召开罢工宣言共斗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2月1日开始无限期罢工的宣言。20日，向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提出正式参加罢工运动的要求。共产党答应参加，但社会党提出应绝对避免罢工，并提出“要求政府总辞职”的方针。这样，事态即将陷入不可挽回的局面。

我认为，总司令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从20日左右开始的。听说向总司令部高层提出意见的部门不是负责的劳动课，而是与之无关的经济关系课。他们认为“罢工运动一旦开始，事态将十分严峻”。

22日，经济科学局长马库特少将提出，因为“罢工违反占领政策”，在25日之前共斗委员会必须做出“不罢工”的回复。但是，共斗委员会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并回答说“要将罢工进行到底”。对于工会方面令人意外的强硬态度，似乎总司令部也非常意外。甚至一直以来蔑视我们，将我们看作帝国主义爪牙的科恩，也紧张地问道：“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是认真地在考虑罢工吗？”

我们听说，在拒绝22日发出的“马库特劝告”之后，共产党乘胜追击，竟然拟定了人民政府官员名单。《赤旗报》上，德田球一在《如何建立民主政权》的谈话中提到：“人民政府由各民主团体代表组成，特别是希望从工会推选出大臣、政务官及其他高级官员。运输大臣从国有铁路选出，海运方面的高级官员由全国邮政工会选出……”俨然一副已经将政权收于囊中的口吻。

终于，在决意进行罢工的前一天晚上，全国政府机关工会代表约30人，声称进行团体谈判，冲进首相官邸，要求和首相及相关大臣进行直接谈判。官邸外，媒体的闪光灯亮个不停，杀气腾腾。然而，吉田首相泰然自若，说没有必要见这帮家伙，迅速撤离官邸。其他官员经过长时间研究对策后，决定与之会面。当然，无果而终。终于罢工的举行迫在眉睫。

但是，31日深夜，司令部终于出面，传唤共斗委员会代表，马库特少将只说了一句话：“22日的劝告是麦克阿瑟总司令官命令发出的，必须停止2月1日的罢工。”这样，“二一罢工”最终并未实行，避免了日本崩溃的危机。

【注释】

[1]1947年1月4日，“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中以《首相广播的时代错误》为题进行批评：“对我国工人运动的批判应该从多角度考虑，完全归结成不逞之徒，实在是荒谬绝伦。”并断言：“如果建立在小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政府苦恼于工会或通货膨胀，是不能使经济复兴的。今年的新年广播越发证明了吉田内阁没有这个资格。”

[2]根据1950年3月的记载，日本登记的共产党员总数是18692名。

[3]日本共产党在1949年1月的众议院选举时，由选举前的四个议席一举增加到三十五个。后来因开除公职处分而失去很多干部。在上述参议院半数改选之后的1952年10月的总选举中，失去众议院解散之前的全部二十二个议席。

[4]总司令部民政局长惠特尼少将，关于这个声明在其著作《麦克阿瑟传》中记载道：“司令一方面警告共产党，另一方面则强调日本政府应该自发地有所行动。司令强烈认为这个行动应该由日本人自己来负责。然而，海外自由国家并没有此先例，并考虑到国内存在着部分反对人士，日本的领导者们最终没有采取行动。”

[5]据说关于起诉共产党的口头辩论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7月共进行51次，提交资料多达4500页，录音磁带长达8700米。当时下议院有16名议员是西德共产党员。

[6]截止到1951年年末被停刊的有：认定为后续报纸的11种、认定为同类报刊的地方、府县、地区的各委员会及基层的机关报共1454种，合计达1465种。作为停刊措施，对发行报刊的相关人员以违反指令的理由给予刑事处分。因此，警方和检察当局逮捕共产党党员和支持者共2306人。同时，以有反美和破坏性言行为由受到检举的党员和支持者共2085人。合计4341人。

[7]通过1949年的人员清理和1950年的红色整肃，国家及地方公务员、公共企业职员中，清除出的社会主义者及其支持者总数达10793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国有铁道2591人，此外，邮政部1664人，电信部1770人，公立学校教职人员1583人。国家警察及自治体警察共266人，法院16人、会计检查院8人。

[8]近两三年来，全国性的“反对红色整肃的复职斗争”活动在各地活跃起来，日本共产党与总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的合作也在顺利推进。不仅如此，特别是还有两三个部门被提起解雇无效的诉讼，最终判决有利于原告。受上述事例影响，总评还在1957年5月召开了“反对不当解雇的全国联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