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部在1949年2月，我的第三次内阁刚刚成立时发布指令公开将共产党作为取缔对象要求进行立法。指令中要求对币原内阁时代颁布的“波茨坦敕令”加以修改。旧“波茨坦敕令”的目的是要扼制反抗占领军的团体以及军国主义团体等右翼国家主义势力的兴起。新修改的政令，其形式内容和旧敕令大致相同，但其核心是以政治团体——共产党为遏制对象。虽然修改的基本原则并不专门针对共产党，而是“对威胁国民自由和安全、破坏和扰乱社会的政治团体，不限于指导思想如何，不论右翼或左翼，都严格执行此政令。”

政令于同年4月实施，被称为“对团体等的限制令”。其主要内容为：除镇压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和反民主主义团体之外，对政府和地方公共团体会造成政治影响的团体全部需要申报；机关报的发行必须上报给政府；如有必要，相关人员要接受传唤或提交资料。和谈独立后，政府以其是根据占领军指令制定的暂时性法令为由使其失效，要求重新制定取而代之的正式法律。(www.daowen.com)

事实上，当时我想在国会设立类似美国“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组织，由国会调查日本人违反日本人利益的活动。虽经多方研究，却因种种障碍而中止。如果命名的话，也许会是“非日活动调查特别委员会”吧。但是，原本“非美”这种说法当时在美国就受人非议，在日本设立类似的组织，舆论好像也会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