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第一次组阁到最后辞去内阁职务期间，对共产党的处理问题，是贯穿始终的问题。如前所述，停战那年的春天，近卫文麿公爵受天皇陛下垂询时回奏的中心内容是：作为战败的结果，最令人惧怕的一点在于共产革命的危险。然而，日本战败后，作为占领措施的一部分，对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持容忍态度，极端地说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应该说这恰恰是近卫公爵所担心的事情，最后发展为如此不可思议的局面。说成鼓励也许有点过分，但是初期的占领政策对社会主义者是宽容的，或者想要利用他们，总之在总司令部中存在着虽不是社会主义者，却至少是容共分子的人。他们独断专行。从结果来看，这种占领政策无疑助长了共产党的过激行为。二战刚刚结束时，苏联成为同盟国中实力强大的一员，人们期待苏联能够与民主国家一起，为战后的复兴与和平共同努力。因此，部分善良的美国政治家们，没能完全看透社会主义者的真正意图，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占领军当局及美国的政治家们并未花费很长时间，便彻底地认清了社会主义者就是占领政策的阻挠者这一事实。社会主义者们煽动和利用工人，专门制造战后的不安和混乱，借此来追求建立革命政权的梦想。苏联则在背后进行支援，其阻碍占领管理的意图，或是通过远东委员会，或是利用对日理事会，表露无遗。美苏两国的对立、占领军对共政策的变化，都以此为契机开始凸显出来。(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