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部曾对左翼势力一再宽容、体谅。但是，在禁止“二一罢工”后，总司令部立即转变了对工会政治活动的容忍态度。我也曾屡次同总司令部最高干部进行商谈、提出请求，最后终于得以实现。“二一罢工”事件之后，总司令部劳动处长科恩和劳动关系组长康斯坦丁诺等人接到调职命令，这意味着总司令部转变了劳动政策。

但是，国内劳工运动的实际方向，与总司令部的希望和意图完全相悖。禁止“二一罢工”之后，政府成立了薪资审议会，劳工者代表也参与其中，共同商议新的工资标准。不久，我在大选后离开首相一职，继任的是社会党的片山内阁。因此，新工资标准的商议并未顺利进行。我单纯地以为，社会党执政后会平息劳动争议，但是，工会的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根据后来的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社会党还是我们保守党派，都属于敌对阵营。所以，工会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社会党执政还是其他党派执政，激烈的劳动争议都不会平息。(www.daowen.com)

因此，我的在野时期——片山、芦田两任内阁时期，以邮电事业从业人员工会为中心的政府机关工会，反复进行了长达十二个月之久的，激烈的、顽固的抗议行动。据说那期间，在法律上被禁止有抗议行为的其他工会，还想出定时下班、一同请假等钻法律空子的手段。而且，当时邮电事业从业人员还计划发起规模并不亚于“二一罢工”的全国总罢工，但因总司令部的命令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