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举例便是自夸了，所以就说到这里。最后，谈一下我多年来的夙愿，那就是为养活我国将近一亿的人口，无论如何都必须大规模发展农业。说到底，还是需要资金。现实问题是，除了引进外资别无他法。我在任期间，曾试图使用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对应资金。但我更希望能够实现引进更大规模的、真正的农业开发资金。例如，“爱知用水”这种大规模工程，就必须向他国贷款。将詹森博士的排水造地计划报告书扔在农林省的办公桌抽屉里不用实在可惜，我希望能够落实该计划。

最近，每当我和政府要人会面时，都会费尽口舌宣传我的想法。但是，大藏省的官员们并不赞成我的外债论。他们只是从眼前的事务性立场回应说“还款的外汇怎么办”“不限定用途的贷款不太好办”等等。我也并不是毫无计划、不计算利害得失地让他们借钱。即使是开发农业，也没必要只局限于纯农业。不只是通过开垦荒地和排水造地增加农业用地，对运输农产品的道路、港口、铁路、通信设施进行升级和改造还有利于发展农业以外的经济领域，国民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增加。我认为，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站在更高远、更广阔的立场上制定计划的话，连本带利的偿还外债后有所收益也不是不可能的。想法是否妥当，还望有识之士赐教。

回想补余：

第一次吉田内阁时期的粮食问题——东畑精一（农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

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时，日本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已经精疲力尽。武器匮乏、斗志低迷，而且面临极度困难的粮食问题。官方公布，1945年秋天大米的产量只有3900万石，是平均年产量的60%多，状况凄惨。那一年，气候寒冷、化肥短缺、劳动力不足等恶劣条件同时出现。战败使正常的国家秩序濒临崩溃，不能像原来那样保障大米的产量，政府强制征收粮食的能力被削弱。这样，如何生存就成为最大问题。

吉田先生这种状态下，被迫进行第一次组阁。194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的旧识、原农林大臣石黑笃和医生武见太郎——后来得知他是吉田先生的远亲——来到我的大学研究室。这二人受吉田先生委托，转告我，明天吉田先生将接受天皇的“首相任命”，希望我担任其内阁的农林大臣。事发突然，完全出乎意料。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我的人生轨迹将要改变。我回答说：“让我考虑一个晚上，明天给予答复。”二人便离开了。

那天傍晚，吉田先生捎信儿给我说，想要在银座武见博士的诊所与我面谈。吉田先生极为热情真诚地对我说：“明天开始组阁，新内阁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新宪法的制定，另一个是粮食问题。解决这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我的使命。接下来这半年的工作，只要粮食能勉强维持到今年秋收，便可告一段落。在这之前，希望你能做出牺牲，担任农林大臣。”

此前，币原内阁末期，农林省内部曾成立粮食对策审议会，由我担任审议会主席。后来，委员会报告基本完成，《首相给国民的寄语》的草稿也完成拟定。但是币原内阁辞职，使这些都无疾而终。因为我担任过审议会主席，所以吉田先生的委托人石黑以及吉田先生本人都希望我加入其内阁。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上述的委员会报告内容如今已经全部忘记，只模糊地记得一个数字。在1946年粮食年度（同年10月末结束）内，无论如何努力地征收大米，或延迟配给（每月3天、半年18天），还是缺少一百多万吨（700万石）的大米。如何筹集这100万吨的大米？100万吨！那是勉强能够保证配给、维持国民饮食生活的最低限度，在当时那也是最高限度了。政府与饥饿进行斗争的最大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这100万吨大米。虽有努力加强征收、搜查窝藏大米、请求总司令部进口大米等解决对策，但缺乏实现手段，前景堪忧。

我作为审议会主席，虽鼓动“他人”，但我自身也不知道对策是否可行。我彻夜未眠，因没有信心而苦恼不已。次日清晨，我与石黑、以及当时被监禁3年后再次担任农政局长的和田博雄见面商谈，仍未得出结论。和田甚至鼓励我说，有可能的话，他将出任次官，和我一起解决问题。我虽不胜欢喜，但仍无法应允他的厚意。

当晚，按照约定时间，在当时的外相住所，我拜访了吉田先生。讲明情由后，谢绝就任职务。当时，吉田先生已经被任命为首相，其官邸被记者围住。我去的时候是从后门悄悄进入的，离开时，是以一种如释重负、事不关己的轻松心情从正门走出来的。还不到对内阁大臣进行品评的时候，报纸记者们只是问我是否来向首相说明粮食情况。

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令我大吃一惊——吉田新内阁的内阁大臣候选名单中竟然出现了我的名字。这件事情一旦昭告天下，必然会使我的家人、亲属措手不及。更为吃惊的是，吉田首相等人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门口，他郑重地希望我能重新考虑一下。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从早到晚门庭若市，还有很多起哄的人，报社记者更是不用说了。全家人叫苦连天。

我当然不能辜负他的好意，再一次认真考虑。社会上还有传言说，我和吉田内阁的总体风格不符，应该不会入阁。当时，我对于这种论调并没有很强的意识。对于我来说，问题的重点是筹措那100万吨大米。当然我知道，要试图按照当初计划为筹措大米而增加国内的大米征收量，便与内阁的执政风格也有关系。我曾有这种想法：虽然并非绝对条件，但如果大内兵卫也同时入阁的话，或许能够加强征收的力度。据说吉田先生也曾走访过大内，但是，对大内的邀请并未成功。

那期间，劝我入阁的人也不少。这份厚意和热情令我诚惶诚恐。但是，把大米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却只有吉田首相一人。真不愧是吉田首相，这期间传来好消息，他与麦克阿瑟司令部进行谈判，最终确保了部分粮食的进口量。最终美国政府同意在本年度出口大约60万吨粮食给日本。这也是令我放心的一个因素。(www.daowen.com)

吉田先生的热情打动了我，他的执着、以及下定决心便坚持到底的固执令我深铭肺腑。最后一天，应弟弟邀请去他在田园调布（地名）租住的房子，打算休养连日来疲惫的身体。途中我对他说：“这点事情就令我如此疲惫，真是没用。我不具备承担国事的素质。平沼骐一郎内阁时，关于是否要缔结三国同盟一事开会百余次也未决定，他留下一段复杂离奇的谈话后，便辞职了。这种固执是很重要的。”说着，便进了门。进屋一看，吉田、石黑等人在访问寒舍后，又先我一步到达这里。

主人腾出来会客室、客厅，我们在那里讨论了大约5个小时。我个人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当然，我并非没有被吉田老人的真诚打动。我们的谈话还提到麦克阿瑟元帅，他曾说，绝不允许一个日本人饿死。对大米问题没有信心的我，对是否要入阁承担国事也多少有些动摇。但是，深思熟虑之后，我最终还是低头表示了歉意。吉田先生应该很不高兴吧。傍晚时，他离开了这里。我边为他穿起外套，边向他致歉。对石田也同样表达了歉意。

回想补余：

詹森博士的聘请与吉田先生——保利茂（原农林大臣·自民党议员）

我就任第五次吉田内阁的农林大臣。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吉田首相对农业政策问题非常关心，而且相当了解农村情况。后来得知，其岳父牧野伸显伯爵虽然是外交官出身，但后来担任农商务大臣，并致力于“殖产兴业”。吉田首相深受其岳父的影响。

从当时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粮食增产、扩大耕地是第一要务。一天，吉田首相对我说：“从荷兰聘请排水造地的技术人员，对我国的改造用地进行实地调查，判断是否具有可行性，如何？这绝不是不信任我国农林省专家的才能和技术，而是因为荷兰在这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

因此，我派遣农林省的技术官员古贺去荷兰，进行派遣专家的谈判。派古贺去荷兰，这是出于对荷兰的善意。荷兰为表示欢迎，在他下榻的酒店，还战后首次挂起了日本国旗。对方推荐给我方的是皮特·H·詹森博士。他是代尔夫特国立工科大学的教授，兼任国立技术协会水利技术部部长，是对外技术援助机构的重要成员。博士是该国最高权威人士。

1954年春，詹森博士于百忙之中，与助手霍尔卡博士，一同来到日本。在我方技术人员的陪同下，对东京湾、滨名湖、三河湾、琵琶湖、儿岛湾、不知火海、有明海及八郎潟等改造用地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将考察结果整理成大量文件。这些文件被称为《詹森报告》，直至今天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我想要补充一句的是，人所共知，詹森博士对我国排水造地工程的进展非常关心，并于1956年春天再次到访日本。

从技术官员古贺受到荷兰的欢迎可以看出，聘请詹森博士一事在荷兰与我国的邦交方面，也带来了良好的反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听说，我国驻荷兰大使冈本季正在给外务大臣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荷兰和我国的关系中存在很多问题——东南亚的贸易等经济问题、战犯的释放问题等一直悬而未决。我曾深切地感到：聘请詹森博士一事貌似与这些问题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却对日荷关系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并为日荷之间解决各种问题做出了贡献。我推测，这正是今日首相经常提到的“外交的感觉”吧。事实上，吉田首相的任何政策，无论何时，都不会脱离国际视野或是国际基础。我认为这是他的特点之一。

【注释】

[1]GARIOA基金，是Government Appropriation for Relief in Occupied Areas Fund（占领地救济政府资金）的简称。

[2]EROA基金，是Economic Rehabilitation in Occupied Areas Fund（占领地经济复兴基金）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