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我的第一次内阁结束。在1948年10月我的第二次内阁组阁前的一年半里，国内的粮食状况并未有所改善，配给量也并未增加。但是自1948年起，由于风调雨顺和化肥生产的恢复，使世界粮食问题明显好转。美国的玉米、棉花、小麦等作物获得大丰收。欧洲各国的小麦种植也摆脱战后连续三年欠收的状况，恢复到战前水平。

世界粮食问题的好转，使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发生变化。自1948年1月美国陆军司令在旧金山公开发表声明以后，美国的对日援助转向积极。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粮食政策上，应最小限度进口粮食，在国内积极采取粮食问题应对政策的方针也逐渐发生变化。1949年美国财政年度（1948年7月—1949年6月）的对日粮食等援助费用从1948年度的3亿9200万美元增加至4亿2900万美元。除GARIOA基金^[1]之外，新财政年度还增加了EROA基金^[2]。以往的GARIOA基金援助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动荡和疾病，主要用于救济民生物资。在救济民生的基础上，美国为进一步加强对日援助，设立了EROA基金。此基金设定为1亿276万美元，其目的是为实现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为扩大出口而进口原材料。(www.daowen.com)

这样，1948年粮食年度，粮食进口量增加，从上年度的109万吨增至177万吨。因此，配给不足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延迟配给也明显改善。即10月末粮食配给的不足数量，与上年度同期的250万石相比，降低至仅仅10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