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无论是作为同盟国的占领政策，还是作为国内问题，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首先，同盟国一方普遍认为，日本封建的土地制度，扭曲了日本经济，形成了军国主义的坚固基础。地主阶级同军阀、官僚、财阀一样，都是阻碍日本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应该消灭。而且，大多数农民及其家庭，既是廉价劳动力又是日本征兵来源，仍处于“奴隶状态”，应该“解放”他们并改善他们的生活。从占领初期开始，不，从进驻日本之前，实现日本民主化、非军事化就是占领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很明显，同盟国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处理土地改革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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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部民政局长惠特尼少将的著作《麦克阿瑟传》（第213页）中，富有戏剧性地讲述了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元帅在飞往厚木的飞机上，向惠特尼少将口授十一条作为同盟军进驻日本后将要实施的占领政策基本纲领。内容包括：（一）摧毁军事力量。（二）确立议会政治。（三）赋予妇女参政权。（四）释放政治犯。（五）解放农民。（六）自由的工人运动。（七）促进自由经济发展。（八）消除白色恐怖。（九）创办自由且有责任心的报纸。（十）教育自由。（十一）政治权利的分解。(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我方也并非没有预料到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督促政府从根本上修改宪法，命令财阀解体，终止偿还战时国家债务等一系列占领方针政策使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打破原来的组织制度，实施改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已然不认为土地制度问题可置身事外。而且，作为国内问题，众所周知，我国远在大正年代，已经就土地问题提出了“建立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众多有识之士呼吁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历代内阁也或多或少对此事持关心态度。二战期间，为确保军粮供给所采取的各种统筹措施，很自然地形成了尊重自耕农的氛围，并且严格控制“寄生地主”。停战时日本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表面如何另当别论，但实际情况和外国人模糊的想象是相距甚远的。当然，这种变化如上所述，是由于战时急需粮食增产而导致的。即使是战后，确保粮食产量的必要性依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可以说，土地制度或多或少需要顺应时代要求，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