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日本通过和谈获取政治上独立的同时，通过共同防御来确保国土防御的体制也应运而生。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述，作为外交文件将这种体制用文字呈现出来，就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条约的内容即共同防御体制，但体制本身并不是条约签订时才产生的。那是经历了战败、占领、独立、对独立的威胁这四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而且其产生背景是当时严峻的国际紧张局势。这既不是日本请求的结果，也不是美国强压的结果，而是为共同应对社会主义势力的侵略，作为太平洋防御的战略性一环，日本也加入进来。这种体制是由日美两国利害的一致性决定的。作为没有军事力量的日本，这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的国防体制。而且，我相信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太平洋防御的最好策略。

回想补余：

重新武装和吉田先生的固执——辰巳荣一（原陆军中将）

二战前，吉田先生任驻英大使期间，我曾任大使馆的武官。因此二人关系一直较为亲近。二战后，关于防御问题，我们多次私下交谈。关于所谓的重新武装问题和吉田先生的关系，我也有很多回忆。

据我所知，日本的重新武装问题真正被提出来，是1950年6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初次访日时。杜勒斯先生此次访日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关于对日和平条约。与吉田首相会谈时，话题涉及到和谈后的防御问题，杜勒斯先生强烈要求日本重新武装，但吉田首相用其一向独特的逻辑反对此事，据说双方争论相当激烈。

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美国方面开始着力关注日本重新武装的问题。1952年1月，日本政府和美军司令部，就日本陆上防御人员数量问题，多次讨论。美国方面主张，近几年内，陆上兵力应该增加至32.5万人（警察预备队建立时7.5万人，1950年8月，陆上兵力增至11万）对此，吉田首相坚定不移地贯彻按照国力逐渐增强兵力的方针，对30万这一庞大数字完全不予理会。(www.daowen.com)

一天，美军总司令部参谋长H中将通过我向吉田首相发出邀请：“我想在司令部的作战室，直接向吉田首相介绍远东形势，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各种问题，所以请他务必出席。”我告知吉田先生此事，他说：“如果是军事上的事，那就你去听听吧。”因此，我受吉田先生派遣，被带进作战室。这个作战室是一个高度保密的房间，就连美军将校也只限定少数人可以进入。

情报参谋首先用极其详尽的图表和资料，介绍了远东军事状况。而后，作战参谋对美军的组建、配备等相当机密的事项进行仔细说明。紧接着，作战部长W少将进行总结并且极力主张：日本为了保卫国土抵御第三国入侵，必须在前线部署十个师作为基本防御力量，日军总兵力应增至32.5万人。听取完长达两个小时的详细说明后，H中将对我说：“你原本是军人，应该能明白今天的情况介绍。日本的国土防御，有必要像今天所说，在最小限度内增加陆上兵力。为使美军早日撤离，日本近几年应做好相应的准备。希望你能让吉田首相理解并应允此事。”次日，我将上述意见整理成书面文件提交给吉田首相，并加以说明，做了详细的汇报。吉田先生说：“你就明确地回答他们，日本的现状，是不能只因军事上的需要而决定兵员数量的。首要问题是通过经济发展保障国计民生。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瘦马。如果让这匹步履蹒跚的瘦马背负过度的分量，它就会累垮。”于是，尽管总司令部方面再三要求，截至到1953年年末，吉田政府还是极力将兵力控制在11万。美国方面强烈要求，而吉田先生坚持己见对此不予理睬，态度强硬。使我左右为难，其中辛苦不为人知。

那时，一部分舆论说吉田首相向美国一边倒，令他屡遭非议。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不合理的批评。我深信没有比吉田先生更坦率、顽强地表达自己信念的人了，以至于连美国方面也对他无可奈何。

事实上，同美军的将军们闲谈时，说到吉田先生，经常会用到“Stubborn and obstinate”。翻译成日语大概就是“顽固的老头儿”的意思。当然，这个短语本来含有可信赖可亲近之义。不过美军将军们当时更像在说：“你们国家的首相如此顽固，真令人头疼。”我常想，真应该让不了解实情的日本人看一看将军们说这话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