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所有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总是把所有制问题与生产力、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看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关于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同时，马克思讨论了分工、异化与所有制的关系，强调分工是所有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并从唯物史观出发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强调“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阶段，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中国不断深化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深化公有制经济改革，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公平参与，把改革的具体任务落实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其中，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改革中的重点和亮点。

2.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支持

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指的是集体产权主体和以国有资本、个人资本、非公有制资本表现形式为主的非集体产权主体，利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变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去简单封闭的产权结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投资、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农村混合所有制的制度特征显著体现为开放性、融合性和流动性三个方面。

理论界普遍认为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目前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与国企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间的共同发展和有效制衡不同，发展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在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借助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其他所有制资本带动农村集体资本发展，从而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共同富裕的目标。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有制的问题再次回归“市场”主线，强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在政府引导下工商资本与村集体合作共赢模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探索混合经营等多种实现形式”。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提出：“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3.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探索

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种理论设想，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已对此开展了积极探索。例如，浙江省德清县依托乡村旅游发展契机，与非集体资本合作形成了“保底收益型”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模式；陕西省袁家村借助外来资源发展壮大袁家村公共品牌，通过收回投资并盈利后再参与收益分配形成了“平台合作型”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模式；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由村集体所有的宁波滕头集团有限公司与村外资金、市场主体组建了混合所有制的宁波滕头控股有限公司，其中村集体资金占股51％，并依托宁波滕头控股有限公司职业经理团队开展村集体资产的投资运营，以投资入股形式开发村外产业项目，最终形成“资本运作型”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模式。虽然浙江、陕西等地开展了先行探索，但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仍属于新生事物，面临体制机制和现实条件诸多障碍，例如，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范围不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弱法人地位和发育不成熟，工商资本参与顾虑和政策限制，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不健全，等等。

在今后的农村混合所有制实践探索中，仍需继续加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在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改革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正确认识农村下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加强对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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