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监督的政策博弈体现了监督的包容性

由于社会事物的模糊性及其冲突性，许多经济监督只能选择有限的政策规范，以高度笼统、含义丰富甚至含混不清、相互矛盾的语言来表达政策含义，比如国家提出绿色发展和绿色GDP的理念，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标准的GDP，就是要调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冲突。通过内涵丰富且包容性强的政策话语来表达国家意志，可以兼容不同的社会情感和利益诉求，让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利益契合点，提高政策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就此而言，诸如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政策理念及其相应的政策实践，都具有兼容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包容性，因而很好地发挥了促进社会整合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

（二）经济监督的政策博弈能提高政策的适应性

政策的生命在于落实，实现国家干预的目的。经济监督的规则以及对规则的不确定执行等给政策的适用留下了广泛的空间。面临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政策情境，国家干预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在各个方面留有灵活和机动的余地，包括为新情况或新事物的发展预留空间，允许政策行动者拥有必要的自由裁量权，给予社会主体更多自主选择的范围，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经济监督的博弈具有的弹性，能够软化或钝化社会的抵制，广泛动员社会公众的支持，因地因人制宜地推进政府干预，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相反，清晰的政策看上去具有简洁之美，但实际上却不得不经常通过变动和调整以适应复杂的社会事物。(www.daowen.com)

（三）经济监督的政策博弈可以维系和增强社会的自主性

政策是国家权力进入社会的途径，政策清晰化意味着国家对社会事物强加规范和标准，将社会事物纳入权力框架中予以协调和处理。清晰化可便于国家权力的进入，也会带来大量的负面结果，包括强化对社会的监控、挤压非正式制度的空间以及弱化社会主体的自主功能等。国家权力的介入减少甚至取消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也使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看上去缺乏效率，导致社会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反过来说，经济监督的政策博弈可以更多保留社会的自留地，发挥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维系和增强社会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