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经济监督对象理解为一个模糊集合，实际上就是在经济监督活动领域内将一系列经济监督主体、经济监督客体、经济监督标准、经济监督结论构成一个模糊集合的外延。经济监督对象是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客观地存在着主导、支配的因素。

我们以经济监督某项市政建设工程的效益为例。不同的经济监督人员对效益的评价各不相同，当经济监督标准被限定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模糊集合时，甲可能认为经济效益最好，乙可能认为社会效益最好，丙可能认为环境效益最好。如果孤立地看，三种效益的评价都不能算错。但如果该项工程经济监督仅仅着眼于经济、社会、环境中某个单一的标准，仅仅反映了某一经济监督人员评价客观事物的某个侧面，显然得不出谁比谁效益的评价更客观更正确的经济监督结论。因而只能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标准之间的复杂联系进行全面比较，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答案。

模糊综合经济监督可以以加权平均为重心，即把各因素在事物整体中的地位用权重系数表现出来，以公式E表示。如前所述，市政工程建设效益的模糊集合为：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它们代表了各种因素的规定性的集合；然而，这种规定性集合，并非各因素的简单的机械的相加，涉及一个经济监督主体权重环节的认识和衡量，它折射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经济监督人员相互不同的经济监督评价认识。实现模糊综合经济监督中，经济监督对象各因素之间存在着模糊关系，一旦确立了经济监督标准的权重系数，便可确立三种模糊集合：

经济效益=（0.2／很好+0.5／好+0.3／不太好+0／不好）

社会效益=（0.1／很好+0.3／好+0.5／不太好+0.1／不好）

环境效益=（0／很好+0.4／好+0.5／不太好+0.1／不好）

这里的分母表示项，分子则是隶属度，+表示列举，并以0和1之间的实数值划分元素对集合隶属关系的程度。

一旦我们确立了经济监督标准，便可在三种效益的互相比较和相互关系中，综合评价谁好、谁最好的结论来。现假设某经济监督人员按自己的评价标准，定经济效益好的程度为0.4，社会效益好的程度为0.7，两者便作为经济监督的比较关系，它们用M（x，y）表示，则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比较表示为：

M（经济，社会）=0.4，M（社会，经济）=0.7

再考虑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比较得出：M（经济，环境）0.6，M（环境，经济）=0.3，而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比较则是：M（社会，环境）=0.7，M（环境，社会）=0.4。将这种比较以矩阵表排列成。

经济效益好的程度=M（经济，经济）+M（经济，社会）+M（经济，环境）=1+0.4+0.6=2.0(www.daowen.com)

社会效益好的程度=M（社会，经济）+M（社会，社会）+M（社会，环境）=0.7+1+0.7=2.4

环境效益好的程度=M（环境，经济）+M（环境，社会）+M（环境，环境）=0.3+0.4+1=1.7

把三种效益按简单的平均分配法计算，得到：

经济效益好的程度=1／3×2.0=0.67

社会效益好的程度=1／3×2.4=0.80

环境效益好的程度=1／3×1.7=0.57

在这种相互比较中，得出了该项市政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比环境效益好而社会效益最好的模糊综合经济监督结果。

模糊综合经济监督建立在对经济监督对象各个单因素的模糊分析和对各个因素整体的模糊综合基础之上，二者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并且彼此转化。经济监督人员一旦从单因素分析中求出权重系数和隶属度，经过合成运算分析，便可得出模糊综合经济监督结果。

作为经济监督中的模糊性问题，事实上存在着许多方面，有着众多的层次和角度。这些层次和角度，一方面给经济监督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外延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它又使经济监督的外延不确定，内涵显得模糊。如何扬长避短，不失其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广阔，需要我们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将模糊理论引入经济监督研究领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监督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助于我们掌握、理解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监督理论和实践，使经济监督科学更趋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