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旭东、王继福（2010）在对中国全民创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影响创新创业的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创业者权益保障机制和政府对创业者的扶持力度是影响中国全民创业活动的进程的重要因素。^[40]

李小康，胡蓓（2013）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了集群环境对创业微观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41]在对创业机会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感知个人意愿、感知社会规范、感知自我效能感和感知集体效能感对创业意图产生影响并最终导致创业行为的产生，它们受到了集群环境中的外部经济性、共享文化和价值观、机会与需求、信息与知识溢出及本地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并建立了因素模型，对在集群环境下更容易产生创业行为的现象给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启示。

吴志攀（2015）通过对北京大学部分青年校友创业情况的观察与初步分析，回答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形成的条件：一是政府的扶持大大扩展了创业空间，中国政府在“双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简政放权为小微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二是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为创业者构建了全新的社会网络，传统时代到网络时代最大的改变是企业构建的社会网络的变换，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网络具有更快的蔓延速度，更加简便的建立方式和更加细致入微的服务等突出特点。三是独特的本土资源，实现了对不完善市场机制的补充和完善。中国的社会结构同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不是一捆柴而是同心圆，在这其中“人情”“关系”“面子”等非正式关系是解释各种社会行动的重要因素，甚至政府也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之上，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组成方式。很多创新创业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实现自身的梦想。^[42]

张辰琛（2016）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实施和推进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要创新理念，建立服务和引导机制，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进而更好地推动“双创”活动的顺利开展。^[43](www.daowen.com)

郭铁城（2015）在《迎接大众创新的时代》一文中认为新经济提供了大众创新的基础条件，一是劳动力资源的知识化，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全部劳动力即时学习；二是科研硬件的共享化，科研硬件获得了向所有人开放的分享机制；三是互联网的广泛化，大众发生了即时的交互联系，是创意能够聚集和定型，使资金变得丰富、便宜，生产变得简单、直接，市场变得具体确定。^[44]

陈雪，张志彤（2016）通过分析广东新型科研机构的发展背景和特点，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的新生力量，具体表现在带动激发创新活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热情和信心，提高创新创业成活率和成长质量，打通上下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45]

牛冲槐，温雅钰（2016）通过ISM方法构建了山西省大众创业影响因素的递阶结构模型，从个人、市场、政府三个主体维度全面分析了影响全民创业的因素，进而认为政府政策与政府项目因子在大众创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个人因子、市场条件因子与政府因子在大众创业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人自身基础因子是引起大众创业活动的直接原因。^[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