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

有关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Drucker（1974）的研究认为企业创新的领域可以分为产品创新、社会创新和管理创新；^[3]Daft（1978）认为创新可以分为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种类型；^[4]Holt（1983）认为创新的领域主要有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社会或组织的创新还有规律型创新。^[5]Tushman和Nadler（1986）提出了微变型创新、综合性创新和跳蛙型创新。^[6]Nord Tucker（1987）提出了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社会组织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之后，Henderson和Clark提出了推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7]Schuman（1994）则进一步提出了创新矩阵的观点，认为在组织中的创新活动可以按照创新性质进一步分为九大类，主要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程序创新、渐进式创新、独立性创新、突破式创新。^[8]Tushman（1997）进而提出了渐进式创新、构筑式创新和不连续型创新。^[9]Lynn和Akgun（1998）按照市场和技术因素又将创新分为市场创新、非连续创新、渐进创新和进化的创新。

通过对创新领域的相关分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创新并不仅仅拘泥于产品、技术、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方面。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创新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阔，例如社会服务的创新、客户服务的创新、组织文化的创新等。

（二）影响创新的因素分析

有关影响创新的影响因素，目前形成的一致性意见可以分为外在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前者是从外在环境的角度寻找原因，后者主要是从个体本身寻找原因。

关于外在影响因素，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Scott和Bruce（1994）认为领导、工作团体、创新的心理气候与个人的性格，其中领导包含领导者与成员的互动、领导者的角色期待，工作环境主要包括团队与成员互动，创新的心理气候主要包括创新支持和资源供给等。^[10]Wolfe（1994）提出了影响人创新的四个因素，主要有人员特质、组织结构、组织创新环境与文化以及周围的环境等。^[11]200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Ong、Wan和Chng等人针对新加坡的一家日资企业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创新的因素有九个，分别是员工所属的阶层、部门间的良心互动与沟通、知识与咨询的吸收与分享、员工之间的良好互动、判断力、专案的实现、主管管理的风格、组织支持与否、工作是否具有挑战性等。另外，还得出结论，个人的层级越低创新越低，组织的因素对人的创新有很大的影响。^[12]Robbins（2001）认为影响创新的因素有组织结构、领导者的任期长短与领导模式、组织资源的丰富性、单位之间能否良好沟通，他进一步认为集权化程度低的组织有利于创新行为的发生，组织的弹性对人的创新有很大的影响，领导任期越长越不利于组织成员的创新，组织资源越充足成员的创新能力就会越强，同时，组织内部各个单位成员的良好沟通，也会极大地促进创新。除此之外，还有比较普遍性的结论认为，个人的控制认知能力、克服障碍的能力等因素也会影响人的创新。^[13]另外，关于创新的研究，形成了多种量表，目前普及率比较高的有Scott和Bruce的个人创新量表、West针对团队成员的角色创新构建的量，该量表主要包括设定工作的目标，决定达成工作目标的方法，决定与何人协商完成任务，发展创新的方法完成任务等，另外Kleysen和Street的多层面创新量表也颇具代表性。Howard Rush（2011）设计了包括技术创新的前瞻性、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企业战略决策能力、组织学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及运作能力等具体指标对创新能力进行评价。^[14](www.daowen.com)

关于内在影响因素，多数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投向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之上，对人的创造力的研究从单一的、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分析，逐步转为从多种向度多种能力的交互作用的发展来研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谈到个人文化价值和信仰的差异对创业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例如Amabile（1983）提出人的创造力是领域内的相关技能、创造力的相关技能和工作动机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15]Bharadwaj和Menon（2000）等人通过对634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创新源于个人的努力和组织所建构的适应于人的创造力发挥的系统。目前比较一致性的意见认为，人的创造力和人的智力、独立性、自信、风险承担和内控人格有着紧密的关系。^[16]Guilford（2005）认为不具有弹性、具有强烈的外在动机、缺乏能力和经验、缺乏社交技能等特质会阻碍人的创新能力的发展。Simonton（2007）研究了社会历史因素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影响，认为优秀人物作为角色典范的示范效应对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Csikszentmihalyi（1997）则从演化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创新能力与人的社会阶级、宗教信仰和早期的生活经验有关，人发现问题越敏锐越可能拥有更多的创意。^[17]Alfred Marshal（2012）认为，创业者必须具备预测生产趋势、消费趋势的能力和领导驾驭全局的能力。

（三）创新效率的相关研究

有关创新效率的研究源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Szakonyi（1994）明确提出研发效率与研发生产率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比；后者指研发行为对经济増长的贡献率。Criliches（1994）强调，加强研发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并解决相关的数据质量问题是尤为重要的。Hans Jiirgen（1997）通过对英国两百多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研发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回报率非常高。Marc（2006）等人通过比较欧洲与美国公司的专利产出量，认为制度和行为是生产率提要的重要原因，进而建议欧洲国家应该从非技术创新的角度去思考改进。Nasierowski（2003）提出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国家规模、技术储备、人文素养、生产效率、文化因素（不确定性避免、权力差距、个人主义、男性化）等四方面因素。Hakyeon（2009）通过对比分析了六个不同国家的研发项目，从立项选择、运作管理、基金制度等方面给出了提高研发项目的效率的解决方法。

（四）创新途径的相关研究

Hiber（2015）通过长时间对美国联邦技术转移推进法案的研究发现，创新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进技术管理和转让，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积极推动科研机构或者大公司把一定份额的研究成果转让给创业公司。^[18]荷兰学者Stephenson（2015）通过对中小企业创新制度的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创新奖励券制度对创业者进行扶持，从知识产业化项目数量、知识转换项目规模、知识产业化速度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荷兰政府是如何通过创新奖券制度支持社会创新与创业的，^[19]给了相关研究者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