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是探究现代世界劳动意义的早期专家之一。1844年，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异化”的概念，用来描述在大企业中负责微不足道的子任务、扮演小角色的工人的处境。和亚当·斯密别针制造厂里的工人一样，这些工人不知道自己的工作项目是什么，不了解自己的工作在整个公司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不清楚最后的产品会给谁用。基本上，他们感觉自己与公司、项目、最终用户和产品没有任何联系。

显然，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对于生产力本质的理解完全不同。斯密认为，管理层可以在不牺牲积极性的基础上改变工作场所的结构，实现更高的工作效率。而马克思认为，利用分工来提高效率，必然要以牺牲人的积极性为代价。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和大多数的哲学辩论一样，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很显然，分工可以以各种形式提高效率。同时，正如我们的研究所显示的，通过增加意义感、个人投资和关联感等方法使员工高度关心自己的工作，这种方式为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工作质量、员工士气和生产力也都有所提高。

虽然两种观点都包含某些重要的真理，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对知识的依赖性不断提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组建组织机构将变得更加重要。在知识型经济中，职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任、参与度和友善，而且随着组织中每个人自主性的提高，增强每位员工与企业的关联感变得更为重要。(www.daowen.com)

回顾与杜克大学的关系，我认为自己是这段双赢关系中的受益者。大学教授和研究员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的身份和生活。在生活中，除了打喷嚏和极度兴奋的时间外，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人的本性。我会思考对于自己本身，我们了解多少，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会研究如何让事情变得更好；会构思一些全新的、更有趣的实验来揭秘人的行为。

我爱这样的生活，也无法想象如果不当教授我会做什么。我的雇主得到的好处非常清晰：杜克大学得到了一位爱岗敬业、积极完成学校任务的员工。而我得到的好处也非常明显：我喜欢上班，喜欢和我的学生、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我为自己的研究发现感到骄傲，而且当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时，我还会收获额外的喜悦。但是，或许最重要的好处是，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某些长远的影响。

从政治标准或定义标准来看，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想说：如果人们无法关注到自己劳动的更大意义，那么他们或多或少都被困在了现代世界的“别针制造厂”里。诚然，发展一个以意义为中心的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它肯定比当前这种把工作分解成更小的子任务、部门、专职工作、子机构，以效率为基础的模式更复杂。但是，在这个知识备受重视、创造力远比效率重要的时代，现代化的组织机构应该把马克思关于异化、关联和控制的观点更加直接地刻进骨子里，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从我们关于动机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的启示似乎是非常清晰明了的。当我们有意义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时，不仅会变得更加快乐，生产效率也会更高——如果有双赢的话，那么这个肯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