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实验与软件工程师的遭遇神奇地联系在了一起。很快，我感到与他们有了某种联系，同样，我也为他们被粗暴地剥夺了工作的意义感到抱歉。谈到这里，我不确定是否该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但是我们的乐高实验和工程师的经历之间这一出乎意料的联系实在是太吸引我了，于是我决定再前进一步，向他们介绍更多关于激励和无效工作的实验。

“在另一个实验中，我们把英语字母随机打印在很多张纸上，”我解释道，“然后我们要求参与者找到相邻的两个相同的字母。”

参与者完成第一张纸，可以获得55美分的报酬。然后我们问他们如果完成下一张报酬少5美分，他们是否愿意再完成一张，以此类推。（这和我们做乐高实验时使用的报酬递减方式相同，只不过任务不同，报酬也不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设置了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在“认可式”实验条件下，每个参与者都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纸张的左上角，完成所有他们能找到的字母后，将手中的纸交给实验者。实验者从上到下仔细地浏览一遍，然后说一句“嗯”，再把它正面朝下放在桌子左侧的一摞纸上。接着他问参与者如果完成下一张的报酬少5美分，他（她）是想再做一张还是想就此停下领钱回家。如果参与者想再做一张，实验继续。

“忽略式”实验条件下的任务意义就会相对少一点。这次，参与者不需要写自己的名字。他们交回纸张之后，实验者看也不看，直接把它正面朝下放在桌子左侧，不表示任何认可。

我们把最后一种也是最极端的实验条件称为“粉碎式”实验条件。在这种实验条件下，参与者将纸张交给实验者后不会得到任何认可，实验者直接转身将其扔进桌子旁的一台大碎纸机里粉碎掉，然后他转过身来问参与者如果完成下一张少5美分，他们是否还想再做一张。

你可能会推断“忽略式”实验条件下的参与者做完第一张后马上会发现他们可以作弊。既然没有人检查他们的任务，他们又何必费事找到所有的字母对呢？为什么不少干活多赚钱呢？你也可以推断出“粉碎式”实验条件下作弊的诱惑会更大。为什么不直接偷个懒，不劳而获呢？如果事情正如推断的这样，我们预测实验结果将会是这样的：随着每张任务纸的报酬递减，“忽略式”和“粉碎式”条件下的参与者完成的纸张数量会更多。但是，事实是这样吗？

这是我们发现的结果：“认可式”条件下，当完成每张纸的报酬降到约15美分时，参与者选择停止实验——这表明他们认为不值得再耗费时间做下去了。相比之下，“粉碎式”条件下的参与者选择停止的时间要早得多，在报酬大约为29美分时就停下了。这些结果表明：当我们的工作获得认可时，即使报酬减少，我们仍然愿意更努力地工作；而当我们得不到认可时，我们的积极性就会大幅度下降。

那么，“忽略式”条件下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你可能认为它应该处于“认可式”条件和“粉碎式”条件之间，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呢？是更靠近“认可式”条件的结果，还是更靠近“粉碎式”条件的结果，或者恰恰在两者的正中间？

事实上，“忽略式”条件下的参与者在每张纸报酬大约为27.5美分时就选择停止了——只比“粉碎式”条件下的参与者少1.5美分。这表明，如果你真的想要削弱某人的积极性，“粉碎”他们的工作是个可行的办法，但是你只要忽视他们的努力，就可以达到几乎同样的效果。认可是一种人类的魔法——它是人与人之间小小的联系，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一份礼物，而它演化出的成果却要大得多，也有意义得多。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也表明，对于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来说，只要认可他们的努力，便可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就在我介绍这些结果以及它们的含义时，软件工程师看起来似乎更加心烦意乱了。可悲的是，很多公司的员工都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境遇。

全球知名咨询公司盖洛普公司多年以来一直在追踪调查美国员工在工作中的投入度，其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员工普遍缺乏动力——自2000年盖洛普开始调查起，这个数字一直以每年2%的速度不断增长。如今，消极怠工的员工比例已经达到了50%，其中只有17%的人是“主动地消极怠工”5。消极怠工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如果人们变得自由散漫，那么他们会迟到早退，入不敷出，能偷懒就偷懒，有时甚至会故意与雇主作对。

为什么人们在工作时会如此消极呢？我想一部分原因应当归咎于长期以来被奉为真理的工业化时代劳动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以劳动换钱的地方（不管这一劳动是否毫无意义），而且认为只要可以得到公平的金钱补偿，人们完全不会在乎他们的工作到底怎么样。

以劳动换钱的劳动观念源自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巨著《国富论》。在书中，斯密提出了分工的观点：将大任务分成若干个子任务，鼓励每人负责并专门学习某项特定的子任务，使其成为专门的职业，同时他也阐述了分工的优点。在著名的别针制造厂的例子中，斯密指出如果让一个人完成制造别针的所有工序，那么生产效率必然会很低。相比之下，他设想了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分工，它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打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6

从工业革命时期工厂主的角度来看，将工作分工，使工作专门化，然后一步步地生产，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工作，这种生产方式必定是高效率、高产出。然而，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生产方式就意味着他们和车轮上的齿轮没什么两样。他们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丝毫感受不到自己的劳动在大背景下的意义。从这种工业化时代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劳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关系来描述：人们需要并且想要某些东西；工厂生产并运输人们想要的东西；工人长期从事沉闷的工作，只为赚钱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工人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报酬（薪水）对他们来说却至关重要，以至他们即使备受煎熬，也要完成工作得到报酬，然后用报酬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令我震惊的是，一些观念即便很明显已经过时无效了，也仍然广为流传。斯密工业化时代的劳动观点作为金科玉律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然而，我们的实验以及其他的一些实验已经显示，人们工作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和购买商品。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抓住机会的欲望……在修建工厂、铁路、矿井或农场时没有满足感，那么或许他在工作时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投入也会少之又少。公司也只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它的动力主要来自公司计划书里的指令。”7

我用下面的方法向软件工程师解释他们的动机等式是如何被破坏的。首先，我询问了他们项目被取消后的反应。

“这些天，有多少人上班比以前晚了？”我问。

所有人举起了手。

“有多少人下班比以前早了？”

所有人再次举起了手。(www.daowen.com)

“谁在自己的报销账单里加了点不太合适的东西？”

这次没有人举手，但是演讲结束后有几个人请我吃晚饭，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向我道出了报销账单中的精明之道。

“现在，我们来假设一下，”我接着说，“假设由于某些不能透露的法律原因，你们的首席执行官不得已要取消项目，他可以怎样做才能让你们更容易接受这个结果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不这么打击你们积极性的情况下取消项目呢？”

“他可以让我们生产一些下一代的原型机，然后测试一下是否可行。”有人建议。

“他可以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研究取得的成果有没有适用于公司其他项目的部分。”另一个工程师说。

“他可以让我们向全公司展示一下我们过去两年所做的工作。”另一个人补充道。

“这些都是合理的建议，”我说，“问题是，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都要费时、费力、费钱。而且，你们的首席执行官之所以看不到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增加投资的价值，似乎仅仅是因为他还不明白为你们的积极性投资的价值。”

于是，我向他们介绍了另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不需要搭建乐高积木或做任何实质性的任务。这是一个预测实验，实验时，我们要求参与者预测某个实验的结果。

了解预测非常重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被迫依据自己的直觉做决定，而且无法事先检验自己的直觉是否准确。比如，假设你是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正在选择大学。或许你已经读了很多有关各所大学的资料，甚至还去参观过两所大学。虽然对每所学校都多少有些了解，但是对于各所学校的硬件设施、学风以及校内活动，你并不真正了解，而对于在其中学习的真实感受更是无从得知。所以你只能依靠自己的直觉做决定，而这种直觉可能与现实相符，也可能与现实不符。事实上，只要我们没有充足的数据，就必须要依赖于直觉，而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直觉实验中，我们首先向参与者介绍了西西弗斯式实验条件和有意义式实验条件，但并未向他们解释其背后的原因。然后我们让参与者想象自己是某公司的顾问，这个公司拥有自己的生化战士组装工厂。这个工厂用西西弗斯式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与我们实验中的方式相同）。我们同时告诉参与者有另一个正要出售的组装工厂，它不属于参与者所在的公司。这个工厂用有意义式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与我们实验中的方式相同。

我们让这些“顾问”预测，如果他们所在的公司将西西弗斯式组装工厂换成有意义式组装工厂，那么工厂组装的生化战士数量会有多大变化。数量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增加或减少多少。要回答这些问题，参与者必须首先凭直觉预测两种情况下工人的工作积极性，然后再预测两个组装工厂生产生化战士的数量差别。基本上，他们需要预测我们乐高实验的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参与者认为员工从西西弗斯式工厂换到有意义式工厂后，生产的生化战士数量只会增加一个。因此，他们认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应该把西西弗斯式工厂换成有意义式工厂，但是只需要增加极少投资。而在现实实验中，生化战士生产数量增加了4个。换句话说，当参与者凭直觉预测两种不同条件下的结果时，他们对意义影响力的预估要远小于其实际影响力。他们极大地低估了意义的力量。

“这非常重要，”我跟工程师们说，“如果你们的首席执行官做决策时靠的是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数据，而他的直觉也和我们顾问实验中的参与者一样，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可能完全低估了工作中意义的重要性。”

我接着说道：“顾问实验表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成就感对人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你们的首席执行官很可能以为他的员工就和迷宫里的老鼠一样，只不过老鼠找的是食物，而你们这些员工为的是工资罢了。可能他以为，如果想让你们开始朝着一个新目标前进，他所要做的就只是给你们指一条新路，然后你们很快就会朝着新的目标奋斗了。终止你们的大项目会对你们的内在动机造成影响，这一点他似乎完全不了解。”

所有人都点头同意。工程师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我们乐高实验以及亚当·斯密的别针制造厂环境差不多。的确，与我们实验的参与者以及别针制造厂的工人相比，工程师的工作要有趣得多，工资也高出不少，更不用说他们还有丰厚的社会福利和医保，还有印着公司标志、任取任拿的免费T恤。然而现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创作的“作品”被毁于一旦——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别针”完工出厂了。

现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就是这些软件工程师中的一员。你40岁左右，或许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孩，你在高中和大学时代勤奋学习、努力奋斗，在计算机技术方面一直名列前茅，甚至还获得了这一专业领域的高级学位。被这个公司录用的时候，你感到十分骄傲，因为你知道，它向来以只选择本领域的顶尖人才而闻名。你在西雅图地区买了房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同时也代表着你打定主意要在这个公司待上一段时间。为了按时完成任务，你每天都勤勤恳恳地工作，周末和晚上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你和同事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甚至用工作中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身份。随着这个两年的大项目即将大功告成，你对自己和同事们创造出的价值也越发有信心。

就在这时，首席执行官公布了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你感觉自己所有的投入——工作、家庭、教育以及同事关系——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噗的一声消失了。困扰着你的不仅是徒劳无功的感觉，甚至也不是别人所以为的你们首席执行官的盲目无知，而是你感觉自己生命的意义减少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被轻视了。你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甚至不只是为了公司的前途，你是为了自己，为了创造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而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首席执行官发布的通知不仅夺走了你的信任、意义、成就感、骄傲感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还夺走了你长期以来的梦想和希望。

这些工程师都是最富有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高级人才，然而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感觉自己被“消极地激励”着，在我演讲结束后不久便辞职了。鉴于已经了解了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们的选择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