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更多的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也就意味着原来农用地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就与他们的土地进行了永久性分离。那么在旧有的人地平衡性关系打破之后，新的人地关系的平衡性问题就会成为一个影响地方发展结果的重大社会问题。根据梯级迁移规律，农村迁移人口进入城镇，若没有稳定住房或其他房地产业的购置，就很难分享城市化经济集聚过程中的外部效应，而且在城镇定居的难度总体上会随城镇的繁荣程度（主要体现为房地产市场价格）而递增。^[25]这也就意味着，失地农民若一开始没有获得住宅和经营资产的重新配置，那么很大程度上他们将会被不断成长的城镇经济所不断排斥，这种社会利益的分化机制会导致失地农民成为充满“相对剥夺感”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所不断积累的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就成了社会冲突的根源。龙港之所以能从几个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不断聚集、经济欣欣向荣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城镇化发展初期及过程中比较好地处理了人地关系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首先，早期吸引进城的农村迁移人口都以低成本获得了国有城镇土地的使用权，实现了迁移者带资入城、住宅和经营资产的合一性；其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村迁移人口以及随着城镇扩张所覆盖的农村人口大部分转为城镇居民，并保证失地农民在城镇中能够获得住宅及经营性资产；再者，在征地指标严格限制的情况之下，对于城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默认其具有与国有土地同等的财产权利，集体土地城镇内化的扩张使得农民进城的成本大幅降低，也分享到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成果。城镇化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匹配性，主要是要解决发展利益的公平性分配问题。在农村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更好地分享到与城镇居民身份相关的土地使用权、房产权、公用事业使用权、城市福利权等资产或权利的增值。这些产权或权利的增值既是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推进城镇化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动力。同样，广东南海的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也是平衡人地关系的有效措施：首先，集体土地股份制将分散的土地集中经营产生了“1+1>2”的土地收益，该种土地经营方式比村民单独经营土地的收益更高。其次，通过优惠的土地要素吸引招商引资为本地创造力了直接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真正实现了地尽其利，地利共享。一般而言，农民拥有的土地仅限于农业用途，而南海则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方式，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趋势，将土地使用延伸到了非农领域。一方面，使得农民凭借股权分享了土地农转用带来的增值收益，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使集体土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实践中，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如果处理不好人地之间的关系，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征地补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比比皆是，这体现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失衡引发的矛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