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霸权竞争的历史经验在政治实践中的演绎，塑造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即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容易就被国际势力干扰和蚕食。这种认知是有深刻历史教训作为基本依据的。近现代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是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这段时间。甲午战争的战败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灭亡和中国中央权威的衰弱，中央权威的衰弱导致中国分裂、军阀混战。由于其自身殖民扩张的野心作祟，日本在这一过程中一直扮演的都是推波助澜的角色，支持中国分裂而力图分而治之，并最终在“西安事变”国共实现和解后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张严冰，2013）。

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以市场和公民社会为基础，国家处于其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中国却与此存在着根本不同，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首先有一个核心，并以这个核心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和格局。这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反映在国家政治治理结构上，就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社会，以政府为核心，社会在外围。如果中央政府权威衰弱甚至瓦解，也就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坍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及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核心作用，这也是政府需要代表国家享有发展权并成为国内层面发展权分配绝对主体的原因所在。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政治控制的强烈需求。(www.daowen.com)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及其发展中的政治控制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得到了深刻的阐释。诚如孔飞力所言，“年复一年，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孔飞力，2013）。这个故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写就的最新篇章，就是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所设想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现代国家的发展目标，新政权通过实行农业集体化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处于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农业集体化所体现的政治控制，也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的完全统合。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孔飞力，2013）。可以说，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体制中的政治控制需求，极大地凸显了国家发展权的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