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权分配的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权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发展权利宣言》的方式被国际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然而，30多年过去了，发展权在国际法领域仍然只停留在伦理或口号的“应然权利”层面，而没有真正进入发展规划和落实发展权的实践领域。《发展权利宣言》以及其他有关发展权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性文件既非公约，更非条约，它们对于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无任何法律拘束力。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深刻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权实施与保护问题上基于不同立场所产生观念分歧的严重性。发展尤其是发展早期是需要大量资源要素投入来驱动的，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34]这就意味着，若把发展权理解为一种发展进程权，那么从“应然权利”走向“实然权利”的过程中，就必然会涉及有限的发展性资源在国际或国内层面的各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再分配问题。然而，基于何种原则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发展性资源进行分配的机制，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现实难题。比如，如果认为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主体与个人主体普遍性享有的人权，那么在确定资源分配和政策框架的优先事项是否需要对弱势主体施以特殊保护？再比如，由于发展权本身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权利，那么是否存在一个逐步实现和优先选择的问题？可以说，当今关于发展权理论研究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在于权利分配机制在理论与现实上的重大障碍。

在国际层面上，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表现为每个国家、民族的集体权利。尽管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实力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但在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使得各个国家主体仍然取得了平等的国际法地位。基于主权平等的国际法框架，发展权在国际层面上的分配机制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促成国际合作^[35]，制定各国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政策；二是平等参与国际决策，使得国家主体的意见和利益在国际社会制定有关国际发展政策和国际制度时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尊重和考虑；三是开展国际斗争，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让发达国家主体承担更多的促成欠发达国家主体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义务。事实上，发展权在国际社会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欠发达国家群体为争取发展而开展国际斗争运动的结果。从当前现实环境来看，发展中国家若想在国际社会的发展权分配中获得有利地位，仍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长期过程。

在国内层面上，发展权在理论上既被国民个体所享有，也被国家集体所享有。但在现实中，绝大部分国家仅仅是在国际会议上口头承认发展权，而并未载入到各国的法律中，而为实现发展权建立相应的机制则更是罕见。虽然在发展的最终目标上，个体与国家主体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协调国家与个体在发展权分配中的权利关系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是所有国民个体的简单组合，它不依附于其他主体、具备外在的独立性和能够依自身意志行动，并以特有的形式表达自身特有的利益主张。简言之，国家主体具有高度自主性。由于国家本身既是发展权的享有主体，又是承担实现国民个体发展权的义务主体，这就导致了国家与个体在发展权分配中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平等主体地位。但是，发展权的国内分配机制在理论抽象层面上又比较难以得出一般化原则，其原因在于：（1）在西方国家的自然法思想体系中，发展权的人权概念是否能够成立以及发展权是否具有集体人权属性等基本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显著争议，更遑论发展权的分配问题了。（2）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当中，由于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均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每个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它们对于个人人权与集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36](www.daowen.com)

可以说，发展权的国内分配机制难以进行普遍化的理论概括，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因各自所处的制度与文化环境约束不同而导致的发展自主性程度不同。一个国家推动发展的自主性越强，意味着国家主体在发展性资源的分配权和政策框架优先事项的决定权方面具有优势地位。但反之，却不一定意味着个体主体在发展权分配中具有优势地位，而是意味着个体主体与国家主体两者的发展权空洞化。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体发展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体的合作与协调，或言之，需要国家承担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本身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从而以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完成现代国家建构（Wade，1990；Haggard，1990；Zhao and Hall，1994；Evans，1995），而拥有高度的自主性则是政府能够在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37]然而，国家自主性的程度又是受什么因素影响的呢？从政治哲学层面上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共同体所秉承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