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际霸权竞争的历史经验强化了中国的国家发展权优先性的观念，但是当今国际竞争体系本身也对中国的国家自主性构成了制约，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中更是如此。发展权的核心理念就是发展主体的自决权及自主性，但是在国际竞争体系中，主权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有限的，并非想发展就可以发展。尤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日益受到跨国、亚国（sub-national）和国际这三个层次上种种力量的限制、侵蚀和冲击，其中跨国行为体（主要指跨国公司，也包括跨国非政府组织）是当今特别广泛、深刻和有力地侵蚀主权国家的权势和权威的一大类角色（时殷弘，2002）。在全球化系统中，国家的自主行为受到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限制，国家还必须对基于经济体系的社会权力的结构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反应，并且随着市场的“软权力”不断扩展其空间，国家权威、政府权力越来越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制约（郁建兴、周俊，2003）。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因为跨国资本的投资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而可能参与分享发展利益和发展机会，然而，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游戏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来确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往往只是屈从于体现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秩序。这也是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全球化具有一种新殖民主义性质的原因所在。

尽管如此，全球化仍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大势。那么，如何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获得发展权利并转化为国内发展权的资源，同时仍然保持着发展自主性，就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体系，如今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内在部分，加入了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乎所有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并在里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中争取自身的发展权利，同时坚决主张在发展中的自主性。例如，中国政府对外国资本的引进与投资的控制性管理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例子。^[44]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的持续提升，来自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制约就愈加明显。近年来，针对中国筹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构想、推动军备实力的快速成长以及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等等一系列发展举措，美国极大地加深了对中国要挑战它所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战略疑虑，并在国内掀起了一轮关于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领导权的一个自苏联解体以后从未有过的威胁。因此，连一向乐观的美国知华派著名学者、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也发出了“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的警告。^[45]

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获得了完全的世界领导权，形成了一极世界格局，并凭借其强大的世界霸权地位，要在全世界推行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在美国看来，这个全球化世界所需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运行标准总体上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甚至不惜发动“人权战争”。在中国看来，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利益攸关方，加入的国际组织、批准的国际条约比美国还多，因此它并不是要挑战现行国际秩序，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它，需要联合其他新兴国家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王义桅，2015）。尽管如此，美国为什么还是认为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美两国对于现行主要以联合国为载体的国际体系的性质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国所认同的国际体系是联合国体系，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不论一个国家内部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然而，近代以来，尽管随着帝国体系的瓦解，主权国家间确立了形式上的平等原则，但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联合国体系就是在平等原则掩饰下的不平等体系（郑永年，2015）：首先，联合国是以美国（西方力量）为基础的，没有美国（西方力量）也就没有联合国，美国是联合国的核心。对美国来说，联合国只是美国（西方力量）的外在制度表达，在这一体系内部，所有国家都要帮助美国巩固这一能力基础，而不是去削弱它。当美国感觉到不能通过联合国体系来强化美国能力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时候，联合国对美国就变得不太相关了。在联合国之外，美国还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同盟体系，同盟就是美国自己主导的为了强化美国自身力量的“小联合国”体系。可见，联合国只是美国的工具。其次，在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方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联合国之内的所有国家不可能是平等的。美国建立在“一神教”基础之上的文化概念，决定了其国际关系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对美国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是民主的，那就是“我类”；如果不是民主的，那就是“异类”。民主与否本来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美国人把民主推广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概念。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力推广“民主同盟”的概念，这已经使得国际秩序高度意识形态化。迄今为止，美国同盟体系成员有60多个，其GDP总和占全球的近80%，军事开支总和占全球的80%多（O’Hanlon，2010）。(www.daowen.com)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在美国同盟体系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基于主权平等的世界各国能够在国际社会公平地分享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不啻为一种天真的幻想。换言之，国际层面上的发展权分配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其中居于国际体系中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分配权。这种来自国际体系的制约力量，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自主性是有限度的，即国家发展权的优先性并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