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揭示“漂绿广告”的危害;二是提出有效监管的对策。这两个目标之间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如果“漂绿广告”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没有危害性,监管就是多余的,有效监管更是无从谈起。
事实上,“漂绿广告”的危害在国外广告市场上已经有所体现,相关研究也有所涉及。在当今中国的情境下,我们要追问:
第一,“漂绿广告”的危害是否被社会认知以及被认知的程度如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无论是申报课题展开讨论时,还是申报成功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中,我们都在疑惑:如果社会公众对“漂绿广告”的认知度很低,对其进行监管是否过于激进?对其进行研究是否有些超前?如果提前量超出合理的限度,“漂绿广告”是否能够被认定为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本身也成为问题。作为广告研究者,我们有义务和责任睁大眼睛洞悉广告市场上出现的现象,藉由学科训练和职业精神,解释包括“漂绿广告”在内的各种现象。
第二,社会公众对“漂绿广告”的态度如何?
第三,“漂绿广告”对社会公众的购买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四,社会公众对“漂绿广告”监管有哪些建议?
第五,我们现有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与监管行为,对“漂绿广告”是否合用?沿用运动式执法的老办法,或者听之任之,对“漂绿广告”监管的结果可以预期,当然不乐观。(www.daowen.com)
鉴于社会公众对广告积怨已久,对广告监管效果缺乏应有的信心,我们认为,对于“漂绿广告”,不是监管与否的问题,而是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了解“漂绿广告”在我国的现状,既是有效监管的前提,又是对其展开“接地气”的研究的根本保障。
客观地说,“漂绿广告”及其监管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趣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巨大差距:国外学者对“漂绿广告”的研究越来越多,促成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消费者对“漂绿广告”危害的认识以及识别能力相应提高;而在我国,很少有人质疑广告市场上日渐兴盛的“漂绿广告”[1]。在虚假绿色诉求的煽动下,不少所谓的“绿色产品”被标以高价并走进消费者的生活空间。
了解“漂绿广告”的现实图景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对“漂绿广告”进行文本分析,选取代表性媒体,对其一定时段内刊播的广告进行分析,把握“漂绿广告”的现状、特征等。这是广告研究者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种就是针对“漂绿广告”的接受主体(广告受众)、刊播主体(广告媒体)和监管主体(政府部门)展开研究。
本书持开放的态度,积极借鉴广告文本分析的研究成果,但不准备采用这一路径。走第二种路径的理由是:(1)我们更关注“漂绿广告”造成的影响,这是讨论危害及其有效监管的前提。心理学中有著名的刺激—反应模式,尽管“刺激”很重要,但我们更关注“反应”。(2)关于“漂绿广告”的文本分析,中外学者都有所涉及,比如戴鑫《绿色广告:传播策略与管理》一书就是采取这一方式研究我国企业绿色广告发展现状。周培勤等的《“绿色”广告的“灰色”地带》一文也是如此。我们针对消费者、广告媒体、政府展开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意在了解三类主体的认知、态度、行为等特征。很显然,这两种调研取向是互补关系,对我们了解“漂绿广告”的危害,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目标,设置合理的监管指标体系,从而达到有效监管,有重要作用。
基于这一研究思路,我们精心设计了三种内容有别的调查问卷:一份以武汉市几所高校的大学生为调研对象,一份以全国各地消费者为调研对象,还有一份以媒体工作者为调研对象[2]。对前面两份问卷所作的实际调查统计表明,问卷的信度都超过0.86,效度都超过0.8,较好地实现了调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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