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保话语盛行的当代社会，环保事件并未减少，反而不断增多，普通民众的环境权益并未得到较好的维护，而是屡遭侵犯。我们认为，这与企业环保诉求的功利化有直接关系。

以广告传播为例，“由于受到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这样一种意识——即过度消费会加剧环境破坏——的推动，大量的批评直指广告。广告则通过提出所谓的‘绿色’广告或环境广告予以回应。通过从自然中挪用能指，并将它们转化成商品符号，广告把‘深思熟虑’的消费重新设定为解决环境恶化的方式之一”^[7]。于是，“商品被定位为‘环境的朋友’，公司被定位为积极参加环保的、具有爱心的公民，是拯救环境的领导者”^[8]。

绿色广告传播对于推动环保运动、绿色消费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其商业宣传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绿色广告作为企业的绿色营销宣言，开启绿色市场通道的重要传播工具，依然坚持商业广告的工具理性，以产品推销为传播出发点，目标明确指向商业利益或者商业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统一^[9]，宣扬“绿色”不过是营销策略、广告策略。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绿色广告的商业功利性：“广告人之所以想要指谓环境的相关性，是因为他们在环境保护中看到了美元的符号。”^[10]知名公共关系杂志《奥德威尔公关服务》甚至说，环境是“20世纪90年代关系生死存亡的公共关系战役”。惠好公司（Weyerhauser）以促进“树木生长”为自己做广告。不可否认，惠好公司的确栽种并培育很多树木，但种植的这些树木都是单一品种植物，他们还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而他们砍伐的很多树是古树，类型丰富，这些树要花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长成。

20世纪80年代，媒体对有关香烟有害健康的报道，使得社会对香烟的认知十分一致，这一信息出现在广告最下方的强制性公告框内——“吸烟有害健康”。作为对这一强制性要求的回应，万宝路香烟广告中的主要元素明显改变——万宝路广告中牛仔们的形象变小，以致在沙漠和天空画面中显得渺小起来；万宝路牛仔们不再居于画面的中央，代之以洁净、清纯和卫生的自然景象，仿佛香烟是健康的“天然产品”，是良性和健康的信息。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深刻分析了这一现象：“广告通过换喻（metonomy）或连绵不断的联想过程等极力使香烟与‘明亮’‘自然’，有益于身心的沙漠、洁净的白雪、马群、牛仔、树林和天空等联系在一起，仿佛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天然’产物，有着共同的自然特征，由此就掩盖了这样的事实：香烟是人工合成的产品，尽是些不安全的杀虫剂、防腐剂和其他的化学成分等。”^[11](www.daowen.com)

国内乳业巨头蒙牛公司一直标榜自己是“致力于人类健康的牛奶制造商”。据《新京报》2012年3月28日报道，蒙牛公司2011年的广告和宣传支出达到28.4亿元人民币，占当年总收入的7.6%。相比这笔巨额广告支出，蒙牛公司真正用在环保事业上的支出是多少呢？我们不得而知。更主要的是，近几年来蒙牛已经发生几起产品安全问题。首先是特仑苏碱性牛奶蛋白中的（OMP）违规使用问题。早在2007年三四月间，方舟子曾在博客中称：“特仑苏OMP致癌。”虽然200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经过研讨后认为这一产品没有健康危害，但OMP不是现行国家卫生标准允许使用的食品原料，蒙牛公司进口并使用OMP未事先申请批准。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蒙牛液态奶也被检出含有三聚氰胺。随后，2010—2011年，陕西周至县及榆林市发生众多学生喝蒙牛牛奶后中毒的事件。蒙牛媒体关系总监在榆林事件后将绝大多数学生的中毒症状归因于癔症。2011年蒙牛雪糕被检测出“菌落总数”“大肠菌群”两个重要微生物指标超标，蒙牛纯牛奶被检测出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这可是强致癌物质！

环境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对于任何企业来说，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完成好绝非一日之功。这决定了企业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大量投入，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但是，多数企业不是将资金运用到环保实践上，而用广告提供虚假环保信息误导消费者，塑造企业的环保形象。英国石油公司（BP）将“漂绿”推进到新高度，运用到极致，该公司耗资两亿美元重塑品牌，公司缩写BP修改成口号“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试图将公司包装为能源行业中的环保先驱，商标也由以往的古板形式换成洒满阳光的绿色和黄色标志。他们用大规模的广告战略试图让公众相信BP公司是绿色的，但其环保行动却难觅踪迹。BP公司的“漂绿”行为自然遭致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肯尼·布鲁诺在Corp Watch网站上发文称BP是“Beyond Preposterous”（超越荒谬的），《财富》杂志专栏作家肯特·墨菲揶揄道：“如果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能够超越石油，那么其财富将难以计数。”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由社会各界环保人士组成的“漂绿学会”向BP公司颁发“最佳漂绿奖”，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的CEO雷蒙德获“最佳导演奖”，壳牌石油公司获“终生成就奖”，美国政府获“最佳支持奖”。美国政府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们在进行环保条约谈判时代表公司利益而不是站在环境保护立场上。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全社会的环保意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真正熟悉或了解“漂绿”术语及其意义的消费者很少。目前，只有《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报道我国的“漂绿”现象。国内学术界对“漂绿”行为和“漂绿广告”的研究与现实存在严重反差^[12]。